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对奥登诗文的译介有一个先行者常被忽视，他就是邵洵美。奥登来华期间，他通过友人介绍与之结识，奥登离开中国后，邵洵美对奥登诗作进行了连续的推介。此后，朱维基、杨宪益、卞之琳、王佐良等人成为了奥登译介的主力军。

    1949年以后，因意识形态上的偏重，奥登译介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停滞状态。世纪之交以来，奥登的诗歌版图才重又进入了国人视野。

    如果读奥登，先读他的悼念诗吧

    深圳晚报：如果推荐给读者，您会挑选奥登的哪几首代表诗作？

    马鸣谦：我会选《谣曲十二首》、《美术馆》、《西班牙》、《战时十四行组诗》、《诗悼叶芝》、《纪念恩斯特·托勒》、《诗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亨利·詹姆斯墓前》、《何方竖琴下》这几首。有意思的是，其中四首都是悼念诗。

    深圳晚报：本次出版的《奥登诗选》，与国内之前关于奥登诗歌的书，有何不同？

    马鸣谦：之前并没有整体的译介。卞之琳、穆旦、王佐良等诸位前辈都是零星的散译，诗人桑克出过人物速写组诗《学术涂鸦》的单行本。但奥登仍有很多诗作并没有进入我们的阅读视域。这是一个巨大而耀眼的空白。现在这个译本可以说较完整地呈现了奥登诗创作的面貌。

    深圳晚报：您在译者序中说，较为完整的译介是呈现奥登的必须一步。作为译者，您翻译奥登诗歌的最深体会是什么？

    马鸣谦：奥登是诗艺的集大成者，擅长各种诗体的实验，同时也是一个精深的思想者和多产的散文作家，要翻译他的作品，译者不但需要精熟两种语言，还需要透彻了解其理路背景，很多时候，必须去读诗作以外的背景材料。

    在入手初译的时候，蒙上天眷顾，我有幸结识了蔡海燕博士，她之前一直在关注、研究奥登，有很多的阅读储备。没有她的助力，很难想象这个译本能顺利问世。

    要做成一件难事，需要一点勇气，但更需要十分的耐心。译介奥登的五六年里，除了穿插着写小说，基本就不做其他的事情，没有杂事的干扰，心神很专注，每天会完成一定的进度，如同僧侣的面壁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