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白所有的爱都是要超越自身的，但唯有同性恋的爱因为不涉及家庭和繁衍，也就部分脱离了社会责任的束缚，恋人可以自己来选择这种爱在超越自身之后的走向。这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尤其对艺术家而言)，也随之带来动荡，迫使爱者有如无遮拦的赤子，被迫一再地审视爱本身，审视它不肯停歇的欢愉与悔恨，沉沦与极乐，审视在不安的迷恋中有可能获得的智慧，当然，还有必须面对的残酷。

    因为缺少了家庭与责任的约束，同性恋者在性欲上喜新厌旧的需要就变得更加突出，也显得更为坦诚和自然。他于是对阿克莱先生的朝三暮四表示理解，“因为如果性关系以‘差异性’为基础，那么其他永久性的人际关系则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无论一开始他们的偏好性情多么大相径庭，夫妻双方在父母这一身份上获得了共同关心的对象。同性恋者则没有这种经验。结果，同性恋者长期忠于一个伴侣的情况少之又少，说来也奇怪，年长的知识分子一方比起工人阶级男友在性态度上可能更加随性。事实很残酷。那就是知识分子更容易感到厌烦，尽管他们通常会否认这一点”。

    尽管我忍不住想补充的是，人总有美化自己未走过的那条道路的嫌疑，身为一个同性恋者，奥登也难免时常对家庭生活抱有诸多美好的幻觉，但是，这种忠贞的幻觉和对阿克莱不忠的理解，同样都不能否定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因为道德首先就是一种理解他人痛苦的能力，仅仅是理解，而非接受。或者，用奥登谈论卡瓦菲斯时曾经的表述，“诗歌的责任之一是见证真理，而道德的见证者会尽最大能力说出真实”。

四

    有些书带来知识的愉悦，有些书则给予情感的冲击，但能够令人在阅读中滋生幸福感的书，少之又少。对我而言，W.H.奥登的《序跋集》或许是其中之一。很多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诗人，更是一种文明的声音。他关注人的意义，人在当下的境遇及其所背负的历史，其在各个时代的差异与联系。当他说，“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述说简单的事情，现代诗歌则试图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言说复杂的事情”；抑或，“荷马的世界悲伤得让人不堪忍受，因为它从未超越当下；人们快乐、难过、战胜、失败，最后死去。这就是全部”，等等，诸如此类，我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不是深陷在某种病态的新与病态的旧之间的无休无止对抗当中，而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如同宇宙一般，一切消逝之物都生动可感地存在于某处，都和现在产生关联。同时，他又用他贯穿一生的神学奋斗和写作行为提醒我们，学会倾听他人并将之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项多么重要的才能，他的众多书评和导言都在与我们分享着这种才能。他邀我们重读《使徒行传》第二章节圣灵降临时的奇迹：“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对此，他评述道：“圣灵创造的奇迹通常被称作口才的天赋，难道它不同样也是听力的天赋吗？”

    在谈论瓦雷里的文章末尾，奥登谈到有两种值得赢取的文学荣誉，其中一种，是“成为别人眼中献身文学事业的榜样”，他说马拉美在瓦雷里的生命中就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就他自己的生命而言，他说：

    “每当我备受矛盾、倔强、模仿、失误、混乱和灵魂的堕落这些可怕的心魔折磨时，每当我感到自己有沦为‘严肃的人’的危险时，我相信我时常求助的对象不是别的诗人，而正是瓦雷里这样一位智者，如果真有智者存在的话。”

    我能不能说，在很多诗人的生命里，奥登也早已和正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