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我们听到的与我们不再有真正的关联。我们不再兴奋，我们的情感和批判判断被捆住了手脚，最终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也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了。在“自由”的盛名下，生命丧失了全部结构，它由许许多多的小碎片拼凑而成，各自分离，没有任何整体感。个人像儿童面对一堆积木一样独自面对这些碎片。然而，不同的是，儿童知道房子的样子如何，因此能忆起房子的某些部分。成人从手中的碎片里则看不出“整体”的意义。他困惑恐惧，只是盯着这些无意义的小碎片，看个不停。

    不但感觉和思想缺乏“原创性”，愿望也如此。

    承认这一点尤为困难。现代人好像有太多的愿望，惟一的问题似乎就是，虽然知道自己所想的是什么，但就是无法实现。我们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得到我们想得到的目的上，但多数人从未对这个活动的前提提出过疑问，即，他们知道他们真正的愿望。他们没停下来想一想，他们正在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否是自己所想的。上学时想有个好成绩，成年时则想越来越成功，想赚大钱，声名显赫，有辆高级车，还能周游各地等等。

    然而，一旦他们在这些狂热的活动中突然停下来想一想，问题就来了，“如果我真得到这份新工作，如果我真的有辆高级车，如果我真能外出旅游，那又能怎样？这些都有什么用？我真的想得到这些东西吗？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原以为会给我带来幸福，可一旦实现却又会令我大失所望？”

    这些问题一旦出现，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它对人整个活动的基础，对自己的愿望提出了质疑。因此，人一旦有了这些烦人的念头，多半会尽快打消它们。他们觉得之所以受这些问题的困扰，是因为它们太烦人、太令人丧气了，于是他们继续追求自认为是自己的目标。

    不过，所有这些只是隐隐约约地表明了一个真理——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要使大家接受这个真理，就必须认识到，弄清楚一个人真正想要什么并不像多数人想的那么容易，而是人必须解决的最大的难题之一。我们往往直接避开这项工作，而把时尚追求视为自己真正的目标。现代人在力图实现被认为是“他的”目标时是准备冒极大的风险的；但却非常害怕为自己、替自己的目标去冒险，去承担责任。

    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勤奋的行动（intense activity）是行为自决的证据，虽然我们明明知道这与演员或处于催眠状态下的人的举动没多大差别，都不是自发的。当一出戏的总体剧情确定下来时，每位演员都能卖力地扮演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甚至能演得惟妙惟肖，不乏创新之处。但他只是在扮演一个分配给他的角色。

    我们的愿望、思想及感觉并不真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外界加于我们的。要认清其程度如何，是尤其困难的，它与权威及自由问题密切相关。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国家权威取代了教会权威，良心权威取代了国家权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常识”及作为趋同工具的公共舆论之类的“匿名权威”又取代了“良心权威”。

    因为我们已把自己从旧式的公开权威中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又成了一种新权威的牺牲品。我们变成了机器人，生活在个人自决（self willing）的幻觉中。这种幻觉有助于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安全，但它的帮助也仅此而已。由于个人自我在根本上受到削弱，所以个人觉得无能为力和极度不安全。

    他生活在一个与之失去真正关联的世界里，其中的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工具化了，他成为自己亲手制造的机器的一部分。他所思、所感、所愿都是别人期望的样子，而他却自认为是自己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丧失了自我，而自我则是自由个人真正安全的基础。

    自我的丧失加剧了趋同的必要性，因为它使人对自己的身份深表怀疑，如果我只是我以为别人期望的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那“我”是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中世纪秩序的破坏，随着个人在其中的毋庸置疑的位置不复存在，对自我的怀疑就开始了。自笛卡儿以来，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人的身份（identity）问题。今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就是我们。然而，对我们自己的怀疑仍然存在，甚至越来越强烈。

    身份的丧失使得趋同更为迫切，它意味着只有严格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才能确信自我存在。否则就会有危险，不但可能被唾弃和日益遭受孤立，而且有可能丧失人格的身份，这意味着对健全的精神构成威胁。

    通过与他人的期望趋同，不与众不同，这些对自己身份的疑问便悄无声息了，人也获得了某些安全。然而，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放弃自发性与身份，其结果是生命受阻。从心理角度讲，尽管人仍是个活生生的生物体，但他已成了一个机器人，在情感和心智上已经死亡。

    掩藏在现代人满足与乐观主义表面之下的是深深的痛苦和不幸。实际上，现代人挣扎在绝望的边缘上，紧紧地抓住个性这个概念不放，想“与众不同”，而且只想“与众不同”，其他什么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