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1869一1951)的非洲游记《刚果之行》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几个译本，而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译本是郑超麟(化名绮纹)翻译的这本〈冈果旅行》，1940年5月由上海长风书店出版。

    纪德的《刚果之行》问世于1927年。此时纪德的世界声誉已经如日中天，恰如有研究者所说：“他被美国流行评论家评价为与普鲁斯特，乔伊斯以及曼恩等人齐名的作家。法国二三十年代的主要作家几乎都视他为杰出之士。即使在国外，他的作品也得到了国际大师级所应得的重视。他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公众的话题和杂志的专号。”但正是此时的纪德，也酝酿着人生和思想的新变。直接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纪德始于1925年7月的非洲之旅。

    非洲对纪德的人生历程、思想发展以及创作实践的意义，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他一生中有过多次非洲之行。早在1893年纪德2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北非之旅。随后的十年中又有四次非洲之行(分别是1896年、1899年、1900年和1903年)。对青年纪德来说，这是一块交织着神秘、恐惧、光明与期待的大陆：

    非洲!我重复着这个神秘的字眼：我用恐惧、令人着迷的恐怖和某种期待充实着这个字眼。在溽热的夜晚，我将目光热切地投向某种咄咄逼人、充满光明的许诺。

    纪德的中国研究者张若名在发表于1946年的文章中则从人生观的高度来评价纪德青年时代的北非之旅：“成全纪德的地理环境则是非洲，非洲是他的再生之地。他从非洲旅行归来之后，才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在张若名看来，非洲之旅，正是调节纪德生命、心灵与艺术灵感的一次必经过程。而通过异域旅行重建自己的生活，调适自己的创作状态已经成为纪德惯常采取的方式和手段。

    1925年的刚果之旅也同样可以看成是纪德重新获得激情和灵感、重新建构自己新的生命形态的必然之旅，如一本关于纪德的传记所说：

    纪德时常对自己灵感的枯竭感到痛苦，他试图强自己所难，或者在旅行中逃避内心的不适感。

    从1925年起，直到生命的结束，他完全呆不住了，他将生活在抵达和出发之间。他在巴黎的那一套狭小的住宅“瓦诺”总是塞满了手提箱和几乎未打开的行囊。他的身影相继出现在赤道非洲、苏联、马格里布、近东、德国、意大利、英国……他去远方寻觅什么?他在《刚果之行》的第一页里回答道：“到了那儿就知道了。”旅行既是逃遁又是创作的替代品，满足了纪德最大的需求，即与有待认识和爱的另一些事物和另一些人……不断有新的接触。

    纪德晚年的一系列域外旅行，可以说正是从1925年的刚果之旅开始的。

    而1925年的这次刚果旅行，则被纪德同时看作是“老年时实现的一种青年时的计划”，他“立志做这冈果旅行”，“有三十年长久了”(《冈果旅行》)，刚果旅行甚至被纪德看成毕生中命运的一部分，恰如他在旅行之初所写的那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迫得我非做这旅行不可。” 

    ……

    《冈果旅行》的另一种魅力体现在纪德的语言和文体风格方面。爱伦堡曾经指出纪德“有一种极为优美的语言』明、确切而又独特”。诗人卞之琳则如此评价纪德的文体：“三十年代中期起，我已经开始更欣赏安德列．纪德后期明朗、陡峭的小说文体。”纪德的《刚果之行》也可以算作纪德后期的作品，小说文体中那种“明朗、陡峭”同样体现在纪德的刚果游记中。刘煜在《刚果之行》“译者的话”中也称“纪德作品的风格，素以明净精细著称，文笔简练，爱用不完全句和省略句”。从这个意义上看，郑超麟的译笔，堪称恰如其分地传达了纪德的文字特点。郑超麟翻译的《冈果旅行》，充斥着大量的省略句和短句，从而使郑超麟的翻译语言相当简洁明快，如：“福拉弥。它的丑陋。它的不合我意。”每句自成一句，都用句号，使短短的一行十余字中似乎蕴含了更多耐人寻味的深意。又如：“一只大鳄鱼很靠近船。两枪。它在河中纵跳。我们停船。然后，坐捕鲸船回原处去。找它不着。”频繁使用短句，每句都有自己的主语，同时尽量用省略句，或者刘煜所谓的“不完全句”。其中的“两枪”，即是简洁明快的省略，既省略了主语，也省略了动词，但丝毫不影响意思的传递。郑超麟的此类翻译虽然有时显得拗口，但是有力，因此表现力十足。再如如下的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