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奇迹

    尽管没做什么宣传，但意大利和德国的极权主义最根本的特征，都是试图以非经济取代经济满足、经济报酬和经济考虑等工业社会用来判断个人身份、功能及地位的基准。

    非经济的工业社会，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奇迹，在这个奇迹下，使工业生产体系（当然还有经济面不平等的生产体系）得以维持，且合情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与功能，有许多问题引发热烈的争论；只要找出这个任务的本质，便可获得解答。

    首先，很明显的是，追究是哪个阶级促使法西斯主义掌权，并未切中要点。促使法西斯掌权绝不是单一阶级能做得到的。说是一群冷酷无情的企业家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或说是极其劳苦的群众支持他们，都背离事实，也接近事实。每个阶级一定都有少数人士支持这两人。

    希特勒一直遭到绝大部分工业家和银行家的反对，直到1932年末他的成功看来不成问题以后，才有所改观。

    纳粹主义真正决定性的后盾，来自中下阶级、农民和劳工阶级等受到恶魔般的自然力及社会的非理性打击最重的人。

    就纳粹党而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信：即便在1930年之后，该党至少有四分之三的资金来自多由失业者和农民所支付的周会费，以及群众集会的入场费而上层阶级总是不见人影。

    其次，极权主义到底算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因为它两者都不是！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无效后，法西斯主义遂跳脱两者之外，寻求另一种不以经济考虑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唯一对经济的关注在于让工业生产的机器维持良好运作，谁出资、谁获利都是次要问题，因为经济方面的结果全依附于主要社会任务之下。

    敌视资本主义赋予私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又敌视社会主义，这种明显的矛盾尽管看来胡里胡涂，却始终如一地表达了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意图。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社会革命，但皆非社会主义者；他们要维护工业体系，却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信徒。

    就像许多革命领袖前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有可能不了解他们革命的本质。由于社会需要，他们不得不发明全新的非经济的东西来满足民众、建立区隔，最后端出新社会政策，想在工业生产体系中，建立与该体系肩并肩共存的包罗万象的非经济社会。

    朝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将经济特权下的非经济附属品提供给贫困的下层阶级。多半由工人在闲暇之余组成的法西斯组织策划，包括意大利的“下班后”（Dopo Lavoro）、德国的“欢乐力量”（Kraft durch Freude）。当然，这些强制性组织根本上是政治控制的手段，控制那些可能暗藏危险、怀有敌意的阶级。这些组织布满了警方的眼线和政治宣传者，任务就是要防止工人集会，除非在监督下进行。这些组织提供的诱因其实就是贿赂工人，但不是以经济报酬来贿赂（这是很重要的特征），尽管经济报酬的贿赂是从罗马帝国到苏联共产主义政权都证明管用的传统方法。

    虽然就金钱来看，经济报酬应该比较便宜，但是这些由工人在闲暇之余组成的法西斯组织，除了政治宣传、一般政治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课程外，还提供成员种种满足感：给他们戏剧、歌剧和音乐会的门票，假日带他们畅游阿尔卑斯山或出国度假，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旅游等。换句话说，它们提供了典型非经济的“炫耀性消费”，过去只有坐享经济富裕及特权的有闲阶级才能有此享受。

    这些满足感本身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却是社会地位的有力象征。它们想以社会平等为手段，弥补劳工阶级长久以来受到的经济不平等。大批劳工阶层因而接受它们，特别是在德国；连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在德国，文化满足感比许多经济报酬更崇高、更重要且更有价值。因此，这些休闲组织在阐明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上，发挥了明确且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使现今的经济不平等，比过去那令人难受的情况好得多。

    极权主义理论把社会划分成许多经济“阶级”（estate），这种阶级在传统上被视为经济单位，且应可互通有无。然而在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之下，这种“阶级”成了社会单位，需要的是本身的社会特性、社会功能与社会平等，且完全独立于经济功能、经济贡献之外，也不具有必要性。

    德国的“农民阶级”被授予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脊梁”，不仅享有完全的社会平等，甚至拥有明确的（虽然也是不均衡且无形的）优越社会地位。

    农民阶级不仅受到特别法的保障，不断在公开演讲、集会和象征性庆典中为人称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城市中的男孩和女孩，依规定必须安排时间到农场工作，接受农民的指挥。农夫从这些不必付钱的劳动支持和其他种种经济补助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可不少，但这些利益绝对无法弥补农民的经济地位因政府实施强制作物调节而每况愈下的处境。然而，农民的社会地位已经与经济地位脱节了，而且，根据法西斯的说法，正是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农民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