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是，先生的执着求索中崭露出唯真理是从的博大胸襟，既不迷信经典和权威，不拘守教条，也不固执己见；拓宽视野、广作交流，虚心采纳各方面尤其是持不同观点者的真知灼见。《谈话录》记云：“1991年2月赴美国夏威夷参加东西方中心召开的‘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国际学术会。王元化提交论文《五四·传统·社会》，林毓生、余英时等进行了提问。此次与论战对手林毓生订交，后来成为挚友，也是学术史的一段佳话。”

　　晚年先生曾发出“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的喟叹，以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现状和社会环境不能令人满意：信仰和执着求真意志的缺失，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现实利害的影响，习惯思维方式和片面宣教的误导……

　　2008年元化先生去世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悼念的短文，末尾说：“哲人其萎，逝者已矣！我久已心许追随其思想继续求索，无论能有多少收获，无论如今的我是否已力不从心。”

　　元化先生探究近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历史进程中曲折、坎坷之所然，心系国家与人类的前途命运。九十年代末以来健康状况日下，预感来日无多而世态人情堪忧，有了一种紧迫感，于是召弟子自美返沪，病榻前一吐心曲，申说历次反思所得，尤其是近年思考的收获，补正此前著述中薄弱不周以及或有可能被误读之处。

　　本书可谓这位当代思想大家的一次终结性思考记录，极富启示性和警示性，是他留给理论界和世人的珍贵遗产。

　　这本《谈话录》出版意义重大。感谢笔录和整理者吴琦幸以及协助他完成此著的师长与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