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的作者吴琦幸是王元化的五位及门弟子之一。二十年前，我们在洛杉矶同一家报社搞新闻工作。九十年代初我回上海时，与元化叔谈到琦幸，他总是表示可惜，因为琦幸的学术基础扎实，训诂考据是他的本行，在美国却为了生存而改行搞新闻工作，在导师王元化看来，当然是大材小用了。不过，正是因为吴琦幸经过新闻工作的训练，擅长还原真实环境中的真实人物，使得他的这本《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原汁原味的精气神。从书中明确感受到，琦幸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在与王元化多次谈话之后，真实地重建了他晚年（实际上是王元化的最后一年）所思、所感、所处的精神世界。
　　这部《谈话录》保留了相当多的王元化谈话的原话和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人物的臧否等等。吴琦幸似乎想尽量还原王元化晚年的真实思想和生活态度，没有做更多的删节。如果说这部谈话录与以前的谈话录有差别的话，这一点恰恰是该书的特点，它保留了病重的王元化仍在关注学术、关注人生的精神，还原了王元化在晚年是如何反思自己一生的原汁原味的片断，尤其是他反思自己第三次反思的精华，读来更觉亲切和感动。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中强调得最多的是他的三次反思。而在三次反思中，第三次反思无疑是最重要的。在这次反思中，他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
　　其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再思考。王元化说，他不是要否定“五四”精神，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理论、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王元化是在探讨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时发现，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是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盛行的，其产生的内部原因是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的不断失败，使人们产生了极端情绪。其外部原因是由于封建社会解体，西学的输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出现了趋于极端的偏颇看法。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就文学领域而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思不仅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事件进行一次清理，而且可以对未来中国文学的走向进行方向性的引导。但是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不只限于文学领域，更是对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走全盘西化，完全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之路，还是科学地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王元化在第三次反思中的另外两个重要收获涉及的是与哲学及认识论相关的命题：他对黑格尔与卢梭的普遍性可以包容独立自主的个性的命题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他还提出了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理论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对于“五四”的反思与文学尚有直接关联的话，后两个反思则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对于将个性消融于“公意”之中这一命题思考的要害在于，将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将会完全抹杀独特的个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只强调普遍性（公意），完全否认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反面例证。
　　在谈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理论的重要意义时，王元化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但如果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那就成问题了。他指出，事实上，人类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是微乎其微的。王元化认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力量和理性力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启蒙运动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一种普遍信念。但是在反思中他认为这种看法有缺陷。因为持有这种思想，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认为人能认识一切，可以达到终极真理。事实上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人。毋庸置疑，杜绝用公意抹杀个体，杜绝用所谓的绝对真理取消怀疑和思考的观点切中时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