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涉猎古代文论，连续读了元化先生后来收入《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出版，1992年增补后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再版）的几篇文章，思想豁然开朗。1986年我以“文心雕龙散论”为题将硕士论文增补成的《文心十论》出版，其中“物色”论、“比兴”论、“定势”论都有与王先生“商榷”的地方。我在扉页上敬书“只有敢于向自己景仰的英雄挑战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勇士”两行字，请他的博士生蒋述卓兄转呈案前。以后学术会上频得先生耳提面命和赠书。两次赴上海，我有幸由林其锬老师引导去看望养病的先生。2003年病中的先生还为拙著《庄子范畴新解》题写了书名。

　　《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包括林毓生《元化先生的意义》、钱伯城《元化先生二三事》和林其锬《“学术独立也是人格独立”》三篇序，作者的前言、后记；1986—2008逐年的记录；以及王元化生平学术年表。每读先生著述都受益匪浅，心灵得淘溉、获启迪甚至受震撼，精神境界、理论视野都得拓展和提升。然而，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学术视野偏狭，我受教多在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的研讨方面，非常羡慕先生的弟子和能接近他的师长得其亲炙。读到《谈话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的缺憾。

　　作者是元化先生的学生，应先生要求专门从美国回来记录整理其一生哲学思考演进、深化的轨迹。作序的也是元化先生思想理论探求上的知交、故旧和忠实追随者。因此能真实而深刻地展示了当代一个关切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伟大思想者的心路历程。

　　如林其锬序所言：“《谈话录》立体、鲜活地再现了王元化先生真诚、勇敢，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坚持自己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始终关怀人文、关注学风、世风的本貌。《谈话录》的出版真正实现了‘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的遗愿。”

　　王元化先生一生学术上的建树涉及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哲学、思想史、文化史及国家政治学说，博大而精深。其成果都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获取的。

　　先生将自己哲学思考分为三个阶段，自青年时代投身救亡图存革命活动以来不间断的回顾、内省、叩问，逐步实现认识的深化与精神的升华。《谈话录》中明示了其人生经历的节点和反思的阶段性：

　　1937年开始文艺写作。1938年初，18岁的他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上发表《鲁迅与尼采》。身上有“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1940年读了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初步认识到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所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二元论”的偏颇。在此前后，开始了第一次反思。

　　1955—1957年在反胡风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在这期间开始了第二次反思。“对这场政治风暴，我毫不理解，更无法防卫。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撼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感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王元化集·总序》）1959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1960年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柬释》；并继续钻研黑格尔、译评莎士比亚悲剧。“文革”期间，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1974年10月，第三次通读黑格尔《小逻辑》。1979年11月胡风案平反。二十三年的冤案终得洗刷清白。

　　贡献最大最有价值的成果得自他晚年的第三次反思。主要是对“五四”激进主义的清算和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