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发现在这部小说里，虽然和前几部一样，基本上还是一个叙述者的独白，却有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女叙述者把自己比作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善于讲故事的山鲁佐德，不仅叙述还加表演，会模仿不同故事人物的口气说话。有的部分甚至不再是独白，而是对白了。例如第607 页：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他又失业了，这回问题严重了。可他之前不已经是一个几乎拿了执照的建筑师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次战争之前？没错啊，可在我们这里这对他有什么用呢？要他重新给那些房子画图吗？可他连在那些房子里做做清洁工都不可以呀？

    类似的对白还很多。而在有的地方，我作为译者不得不使用了加引号而成为直接引语的方式。例如第616 页：

    “请你别走。你得原谅我。”这些词从他那里蹦出来是太容易了。

    如果没有引号，读者可能把前两句误解为叙述者本人的语气，就会莫名其妙。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使用“两个瑞典”的说法来象征或比喻瑞典的阶级差异，是对那种不愿意承认或看到瑞典的现实社会中还有阶级差异的人的讽刺，因为这些人想把瑞典描绘成消灭了阶级差异或者阶级差异很小的天堂，但作者认为，瑞典的贫困阶级其实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有意推到了另一人不能让人看到的瑞典。作者还用“语法”来象征瑞典社会的人的“异化”，因为不是人在说，而是人在被说，而怎么说是由“那套语法”控制和决定的。

    “精神分裂症”是作者对瑞典的另一种尖锐抨击。他这样写道：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明白，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是多厉害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得到一个世界应该怎么样的图像，然你就像蚂蚁一样辛苦干活，却是朝完全另一个方向。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想要人人平等，甚至都不可以再攀比了--然后你把不合同样尺寸的人就赶出去。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教育孩子想事情要有批评性，要对什么都提出疑问--要在那个和所有其他人想法不同的人身上搜查到松动的螺丝。就是在这个地方，社会非要坚持由它来完全照顾你，喂你吃饭，给你擦鼻涕，还给你洗尿布--过一会儿又把你扔到大街上去，因为你有一两次付房租晚了一点。也就只有在这个地方，有人会把亿万财富投在一个骗子身上。（第605 页）

    这部小说，以及《失忆的年代》其他几部小说，对瑞典当代现实都有激烈的批评和讽刺，甚至对社会民主党的理想社会和福利模式进行了抨击，所以也就不奇怪，这个小说系列及其作者会受到了瑞典当权派特别是左翼的强烈反弹、抵制甚至封杀，比如瑞典左翼倾向的报纸《每日新闻》就拒绝刊登有关的书评并指责作者站在右翼的立场。其实，作者不是从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立场出发来写作的。在我看来在政治上作者甚至还是有些偏左的，所以才更在意社会平等和公正，也是为贫困阶级发出声音。所以，对来自瑞典左翼的反弹，作者也只能表示深感无奈，让我联想到中国反右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有着左派理想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受迫害。

    我也认为，作者更坚持的其实是一个优秀作家超越政治的写作立场，而更强调作者敢于面对真实和表现真实的良知，不因为左翼掌权而避讳谈社会的问题和弊病，不敢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者埃斯普马克在为中国《三联生活周刊》特别撰写的一篇短文中写道：

    我特别赞赏作家人格的重要性，就是所谓公民勇气。在我的小说《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中，我描写了一位少有的勇敢的艺术家对纳粹帝国的抗争。而我正在写的小说《霍夫曼的辩护》中，我再现了这位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官兼诗人如何独自一人面对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横扫欧洲的保守压力。

    政治不是焦点。但文本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含义。

    我赞赏作者说的这种敢于独立抗争的“公民勇气”，也在作者身上和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勇气。因此我更认为作者秉承了易卜生这样的北欧作家的文学传统，他就和易卜生剧作《国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为了说真话而不惜得罪国民一样，不怕做最孤独的人。

    《失忆的年代》整体的风格一直让我联想到卡夫卡式的寓言体小说和加缪式的荒诞叙述作品，但又独创一格，其独白叙述的结构和人物设置，兼具剧诗和诗剧特色的语言（作者本来也同时是诗人），使得这部作品不仅在瑞典文学中独树一帜，就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的文学中也罕见可比之作。

    翻译完《失忆的年代》之后，我的这种体会更加强烈更加深刻也更加明确：我在读在译的不是一部平常意义的小说，而是一部当代的寓言。闭目回想，在我所读所知的瑞典或者欧美当代作品里，还没有一部具有这种风格这种结构。就社会批判的意义来说，我也没有看到哪个瑞典作家对世人当作天堂的今日瑞典有如此尖锐如此强烈的批判。而我自己在瑞典生活二十多年的经验却告诉我，作者是对的，作者的思想是犀利的，他看到了一般人和平庸的作家看不到的东西，看到了最具当下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