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的创新其实不是叙述语言的游戏。一个人的滔滔不绝的自言自语，充满诗意的表述，不仅建立在一种文学的逻辑之上，也建立在我们所说的对现实的“加缪式的荒诞”和“卡夫卡式的寓言”之上。《复仇》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描述一个人因为上学时饱受同学侮辱或者父亲被人暗算而破产，立志长大之后报仇雪恨。其实，这部小说是对当前瑞典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做了深刻的讽刺和批判。熟悉经济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受到了一次次金融风暴的冲击，风暴从香港、新加坡一直冲击到瑞典，从欧洲冲击到美国，遍及世界。这里面，都有作者所说的金融家投机炒作谋取癌利的背景，是”从虚无中创造价值“，买空卖空。作者不无幽默和讽刺地写到，这种泡沫经济，就如香槟酒王唐培里侬被砍掉瓶颈后冒出的气泡（本书第334 页）。对于世界金融界，作者这样写道：
    这个宽广的经济空间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之室，我们的工作之田，很少再有人愿意在这里只做鸡毛蒜皮的小生意，比如锯木屑做的压缩板或者滚珠轴承。这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年代，你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价值。就好像失忆把经济法则都储藏到了阁楼里，然后为我们的创造性提供了自由的表演空间。用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苹果不是向下掉而是可以向上掉的，而在控制室里赢利是在生意开始之前就毫无麻烦地就能赚到手的。资本的老掉牙的见解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卖给其实什么都不需要的人--从邻居的耕地到冰冻的灵魂--这种见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更加成熟了。我有一种确切的感觉，就连抽象的东西现在也都有一种意义重大的销售价值了。可能性，不确定性，说服力--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标价的。你可以为一个思想时必要的概念申请专利，防止其他人也想到，又不用付你一分钱。风险就变成了硬通货，债务可以算成你的资产，某个死胡同也可以当作免税品出售。人们带着觉得好玩但可以理解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那些通常的生产商品拿薪水的苦工：真正的生意不是靠苦力而是靠符号和象征啊。

    但是，巨大的提升肯定是随着一切都能抵押的见解才到来的。当人们终于发现，你只要有房地产的一小片也足以当作借债的安全保障的时候，那么你就离开虚拟财产也可以典当只有一步之遥了。然后人们就可以把旁人的可能性也拿来当作经济担保，为了最终让当票落在你还没出生的后代手里，而这也全都是为了购买新的虚构价值提供资金，这种价值反过来可以在一次更加快速的转手买卖中又当作抵押出售。经过一两个星期，一大笔称心可观的财富就会集中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了。

    余华近年的著作《中国的十个词》里有一个词是”忽悠“，其实”忽悠“并非当代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专利。唯利是图的西方资本家金融家，其实也都是”忽悠“的专家。而韩少功在上一部《仇恨》时写道：”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大多怯于直接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外智力短缺，或心不在焉。埃斯普马克却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居然把瑞典、欧洲以及整个世界装进一本并不太长的'小'说，直面全人类紧迫而刺心的精神难题。“我认为，这段评语用于《复仇》也同样适合，同样精当。

    《欢乐》：一个叙述者的多种声音

    就在翻译完《欢乐》的那天，2015 年元月6 日，我在瑞典最大报纸之一《晚报》上读到社论”好托儿所是不够的“，这篇社论说的是瑞典的社会平等和公正越来越差，阶级分化日益严重，虽然在全民享受管吃管睡的托儿所里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平等都很幸福，但从小学开始，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就在各方面拉开了距离，贫困家庭的孩子已经感受到阶级地位的压迫。社论的小标题说“阶级差异影响到整个一生”。

    《欢乐》正是讲述这样一个阶级差异影响到一个人整个一生的故事。小说的女叙述者和《蔑视》里的女主角艾琳有些类似，也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十五岁在学校里就被家庭出身上流社会的男生凌辱，之后就脱离学校流落风尘，甚至有了孩子也没有自己抚养的权利。不过她没有落入艾琳那样最后睡到垃圾堆里终老的地步，也没有那么蔑视自己，而是抓起了刀子进行反抗，因此被关进了派出所拘留室。整部小说就是她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独白式叙述。当然小说并没有清楚说明她实际上用刀伤害了谁：是“偷”走了她孩子的民政局女办事员，还是后来那个女儿找到她时又把她女儿骗走的男嫖客。因为作者采用的不是写实的手法，不告诉读者具体的结果，采用悬念最后解开的俗套，而留给了读者自己去解读的空间，也因为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命运本来就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她们的故事其实在本质没有大的区别，因为都是被“这个瑞典”抛弃到“那个瑞典”的“异乡人”，具体答案是就并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