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共产党，他们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是走议会道路，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掌握政权。瑞典就是世界上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最早通过大选当政的国家。在经济上，社会民主党并不像共产党那样主张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而是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公正。如果说，共产党是杀富济贫，那么社会民主党人是劫富济贫；如果说共产党人是要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消灭有产者，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无产者和有产者都要联合起来。所以帕尔梅有一句名言：“从来就没有他们，只有我们”，用中国旧式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当然美好，但是和现实的差距实在巨大，也难免和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用小说主人公的一位女朋友的说法，这种理想主义者承担了太大的责任，实际上是自己承担不了的责任。那么失败乃至毁灭也是必然的，这既是一个个人的悲剧，其实又是一个群体的悲剧，是一个政治的悲剧。在作者的结论里，帕尔梅的死亡似乎偶然，似乎是个孤立的事件，其实又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仇恨帕尔梅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爱戴他的人也很多，虽然他被刺已经二十八年了，他的墓地上至今还是鲜花不断，而且多半还是代表了社会民主党的红玫瑰。

    一个理想主义者可能失败，可能毁灭，但理想在人类社会总会存在，这也可能是悲剧还将不断重演不断发生的必然原因，对此译者不得不唏嘘不已。

    《复仇》：剧诗与小说结合的力作

    《复仇》是《失忆的年代》的第六部，也是至此为止我感觉最难翻译的一部作品。其难度不仅在于语义的忠实转达，能翻译出中文读者可以明白的流畅，也在于这部小说堪称剧诗小说，其语言富有诗意，如何在译文中比较好地再现这种诗意，也是译者面对的一种挑战。

    如前所述，这个长篇系列所有小说全是由一个人物的戏剧式独白构成的。事实上作者也创作过类似形式的舞台剧本，还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剧院演出过，同样是一个演员自始至终独白的独角戏。或许我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小说称为戏剧小说。但作者不仅是小说家，也不仅是一个独白剧作的剧作家，其实又是一个诗人，出版过多部诗集。作者的诗人特质在这些小说里其实也有明显的展现，而在《复仇》中又特别明显。在这部作品里，诗意的句型表达，诗化的修辞手段，诗情的图像营造，如散金碎玉布满全篇。比如这样的段落（本书第327 页）：
    --我看见了市场。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它为我们铺好了思想的轨道，是它要调控我们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是它持续不断在为这里沿岸的那些枯黄的树叶堆设定新的价格，也为我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功的前景设定新的价格。我能听见不停顿地变动着的挂牌定价的沙沙声响。我能听见不间断地报价争购的咕咕哝哝的声音。我是这个市场里被终身监禁的囚犯，在监狱范围里还可以自由自在，但是每个动作都要服从它的条件。


    这一段话是瑞典首相克利夫表达的个人感慨，回应的正是第五部《仇恨》中的主人公克利夫所处的尴尬境地，所在的那个市场空间，表现出掌握政治大权的人都受制于市场的无可奈何。这里的语言有连续不断的比喻和象征，也很有节奏，如“思想的轨道”、“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等等。市场既为眼前的具体的枯枝败叶定价，也为将来的抽象的政治前途定价，是对比的修辞。

    欧洲古典戏剧本来大多是诗剧，如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或歌德的《浮士德》，而史诗或长篇叙事诗也充满戏剧性，可称为剧诗，如弥尔顿的《失乐园》或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青铜世纪》以及《唐璜》等等。进入现代文学之后，小说形式滥觞，大部分小说文体是散文，但有些诗人以诗歌形式创作的小说也称作诗体小说，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同时兼具戏剧和诗歌特点的小说还比较少见，我以为《失忆的年代》总体上就是诗、剧、散文、小说等形式综合运用的一种大胆尝试，就好像《哈姆雷特》里王子哈姆雷特的大段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或者《麦克白》里暴君麦克白的大段著名独白“明天、明天、又一个明天”，都不仅被延长成为一部单独的从头到尾在独白的独角戏，而且赋予了小说的形式。《复仇》则是这种文体尝试的力作。

    我估计，读惯了散文体小说的读者，特别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的读者，不再读当代诗歌的读者，可能会不适应读这部小说，甚至怀疑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在现实中，确实不会有人用这样的诗意语言和人对话交谈，就如现实中再也看不到哈姆雷特式的内心独白。再比如，电脑怎么可能会像狗一样来咬你的手，还让你的手鲜血淋漓呢？

    如果再联想当代文学阅读的整个背景，经典性作品早已退出了大众读者的视野，或者说，读惯“下里巴人”作品的读者，可能再也不知道怎么读“阳春白雪”，那么这类读者的不适应或者怀疑也没有什么可奇怪了。这类读者倒不太可能去怀疑自己的文学观是否出了问题，或者是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