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1975年你进入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处工作，1997年退休以后，是什么事情让你又回到了对波伏瓦和萨特的关注呢？

    戈贝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一个流浪女，我喜欢到处跑，当年我应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的工作时，绝对是“恰当的时机、恰当的人选”，我的英语法语都很好，受过很好的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还有我对一切都很好奇，干劲十足。在文艺处工作期间我最热衷的是“现场作业”，后来做了负责人我也经常跑一线，我不喜欢呆在办公室里，我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不是刻板的文件。退休后我曾经想过安定的生活，半年在法国，半年在意大利，享受巴黎的左岸琴声和托斯卡那的冬日艳阳。有两件事情触动了我，一次是2002年，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在多媒体图书馆看到了我和萨特、波伏瓦的访谈片了。坦白地说，电影拍完后我就没再去想了，毕竟光阴荏苒，我怕自己受不了那些过去的画面，故人已去！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面对自己——那个镜头偶尔扫到、挽着如花发髻的年轻女人。

    另一次是几年后，我回了一趟加拿大，住在旅馆里，一天我坐电梯出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一个女人认出我来：“戈贝尔夫人，我在广播里听到您谈论波伏瓦，您的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忽然意识到，是时候了，是时候去见证这对自由情侣的传奇人生，还债的时候到了，我应该把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和忠诚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就像当初他们为我开启了人生一样。

    南方周末：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作为法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应邀来新中国旅行访问了六个星期。国庆节那天，他们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回国后波伏瓦写的《长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新中国的社会现实。

    戈贝尔：二战以后，萨特就提出要“文学介入”，尤其是到了1952年，萨特的政治立场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波伏瓦自然也不例外。1954年萨特、波伏瓦访问苏联，1955年访问中国，1960年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亲自陪了他们三天。他们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萨特和波伏瓦一直很关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他们对中国给予很大的希望，很赞赏中国。萨特有宽广的世界性的意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他很关注边缘的人和受压迫的人。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他会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很吃惊的。他会对中国的巨大发展赞不绝口。他会想大家是否都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萨特的思想又充分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重新去思考关于存在的问题。

    南方周末：法国有两届总统都曾盛赞波伏瓦。密特朗总统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而希拉克则公开表示，波伏瓦在文学上的成就代表了一个时代思想的撞击，他以政府的名义表彰她为女英雄。

    戈贝尔：一块记载了作家杰出贡献的粉色大理石纪念牌被镶嵌在巴黎舍尔歇街女作家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的外墙，在那里，她曾经无数次接待过我。2007年，塞纳河上第37座桥落成典礼，这座横跨两岸的精美木桥被命名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桥，直通左岸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国国家图书馆。

    近年来，她的生活、作品被大量搬上银幕、电视，有故事片也有历史资料片，比如《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萨特，激情时代》、《波伏瓦，一位当今女性》等。纽约大学的学生还把波伏瓦和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之间的越洋情书谱写成音乐剧在纽约和巴黎两地上演。

    南方周末：波伏瓦的形象自始至终都是统一的吗？她的回忆录竭力营造一个前后一致、意志至上的形象，但在对自我的追求中，她也有过挣扎和犹疑，甚至是对自我的一种质疑。

    戈贝尔：成长是一种蜕变。在1964年出版的《时势的力量》的最后，她写了著名的一句话：“我受骗了。”有一部分读者很震惊，至少很困惑。她的意思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生都错了，虚度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问她这个问题。她要如何解释她是快乐的，但同时又时刻受到时光的流逝、偶然、衰老、死亡的觊觎？她说她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因为她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童年梦想，她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美好的人生，那就是在成年实现年少的梦想。”但人之所以会感到怅然若失，那是因为当回顾往昔，总会发现过去的生活并不能任由人握在手里，仔细端详，它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小时候未来是无限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无限在慢慢变得具体，最后变成了极其有限的未来，大限将至，谁都会有一种受骗、挫败的感觉，因为黎明的许诺只是黄昏的暮色熹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