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单色调的。一切都处在同一个层面。所有的词语都属于同一个词汇表：战斗、轰炸、朋友、侵略者、帝国主义者、胜利、同志、法国殖民主义者、伪军。我尽量不受我们的语言平乏的影响，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还想说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那么，我就必须(有节制地)运用它。这甚至包括涵义更丰富的当地话，比如“伪军”(而不是ARVN[越共陆军，南越军队]和运动——他们指的是我们！——还有“社会主义阵营”(而这时候，我非常想说“共产主义”)。有些我已经能轻松面对了，像“阵线”，但“越共”、“帝国主义”，还有“黑人”和“解放区”不行。(我注意到，我说“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通常被译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这是我未接触过的心理世界。

    每次说到什么事总有一个日期作为它的枢轴：一般不是1945年8月(越南革命日，国庆)，就是1954年(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此前和此后……他们的概念是按时间顺序的。我的概念既是按时间顺序，又是按地理空间。我一直在做跨文化比较——至少试图在做。这是我大多数问题的语境。他们似乎对我的很多问题都感觉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语境不同。

    开始几天，我一直在比较越南革命与古巴革命。(既有我1960年对古巴革命的体验，还有我从他人的叙述中对它是如何发展的理解。)几乎我所有的比较都对古巴革命有利，对越南不利——根据的标准是看对美国激进主义有用、有益，可模仿和相关的东西。我想不这么做，但很难。

    我非常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不谨小慎微的人。来聊聊他“个人的”或“私人的”感觉。来跟着感觉走。我记得古巴人邋遢、冲动、讲起话来躁狂(冗长)。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极有条理，经过仔细斟酌，克制，有计划，而且等级森严。每个人都极为礼貌，却又(有点)不冷不热。

    这个社会强烈的等级森严特征马上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令人不快。没人有一丁点卑躬屈膝，但是，许多人都清楚他们的位置。我想起古巴革命的平民主义的礼貌。我看见一些人向另外一些人表示的尊敬总是礼貌得体的。但是，显然给人一种感觉，即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要(更有价值)，理应更多地得到能有的一些享受。就像第三天我们去的那家商店，外国人(外交官、外宾)和政府要员专享，我们被带去买了裤子和胶拖鞋。导游非常自豪、毫不羞愧地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家特供商店。我心想，他们应该明白这些设施的存在是非共产主义的。

    激怒我的是，很短的距离，他们还要派车送我们——事实上是两辆轿车——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又大又丑的黑色伏尔加（Volga，俄罗斯高尔基汽车厂一款著名汽车品牌，曾被广泛地用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车。）及其司机就等在宾馆门口。他们为何不让我们——不要求——我们步行去？更好的是，他们应该坚持要求我们步行。派车是出于礼貌吗？(只把最好的给客人准备。)但是，那种礼貌，在我看来，在共产主义国家完全应该彻底摒除。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虚弱无力的外国人？(西方人？美国人？)想到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作为要人、官方邀请的客人、名人什么的)步行是有失身份的，我感觉很恐怖。根本无法让他们在这一点上让步。我们坐在黑色大轿车里，从挤满自行车的街上驶过——司机不停地按喇叭，让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当心，常常是叫他们让路。

    最好的，当然是他们给我们自行车。但是，显然，他们不可能认真对待这个要求。他们是不是至少被逗乐了？我们提这个要求，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傻、无礼，或者笨或什么来着？

    在河内我们不管去哪里，人们总是盯着看，常常是嘴张得大大地看着。我感觉这个令人非常愉快，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们的盯视不是特别友好，但我觉得他们是在“欣赏”我们，对他们来说，看见我们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问莺，他是否认为很多人会看出来我们是美国人。他说很多人不会想到我们是。那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我问。可能是俄国人，他说。的确，有几次人们对我们说“托瓦里奇（俄文，意为”同志“。）”和其他一些俄语……当然，大多数时候，他们不跟我们说任何话。他们平静地盯视，他们指指点点，他们和边上的人议论我们。贤说，最常说到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多高哦。带着憨憨的惊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