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接受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外记者采访时指出，全民的阅读量逐年增加，是中国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将之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还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如果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农耕时代华夏理想的生动写照，那么，李总理关于全民阅读的上述阐释，则是信息时代炎黄子孙在逐梦旅程中建设书香社会的全民共识。“全民阅读”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以说全民阅读的春天真的来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是东西方文明得以传承和光大的重要方式。在东亚儒家社会里，阅读承载着移风易俗、化育万民的社会责任，在西方基督文明中，阅读则是开启民智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推手。东西方的先贤圣哲、政要精英，都视读书为人生修行。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阅读都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文化基因生生不息。书房也因此成为他们居所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更是在书房里作息起居，运筹帷幄。阅读不仅是他们快意人生的华彩乐章，也是平凡人生乃至曲折人生的心灵力量。美国总统林肯曾说，最好的朋友就是书友。晚清名臣曾国藩更视读书为人生第一快事，他认为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2月7日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如是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其自传中亦谈到，在她人生最灰暗最苦难的岁月，是冯友兰的名作《中国哲学简史》使她获得精神重生。实际上，阅读涵养浩然之气既是个体经验，更是精英阶层的共同体悟。

　　历史的车轮驶入信息时代。如今“阅读”的资源和机会，比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来的充裕和便捷，但中国全民阅读的情形却令人堪忧。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77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组数据，韩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11本，法国为20本，日本为40本，以色列则高达64本。成人对阅读的轻视，必然影响到未成年人。该调查报告还显示，2013年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不过是6.97本，0至8周岁有阅读行为的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长，平均每天只愿意花费23.87分钟陪读。0至8周岁儿童的家长，平均每年带孩子逛书店的次数仅为3.40次。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隐藏着阅读的时代危机。

　　更堪忧的是，现阶段物质与经济的地位被不断凸显和强化，挤压着精神与心灵原本逼仄的空间；加之资讯不断扩张、网络无限膨胀，阅读在现世的地位日益消损，甚或变得无足轻重。这似乎反证了清朝乾嘉时期著名诗人袁枚提出的“书非借不能读”的历史论断，或许也是“饥饿哲学”的另一注解。

　　网络时代日新月异的信息载体和层出不穷的推送技术，使得阅读的角色被不断浅薄错置，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时代初期就被有识之士警觉。早在互联网1.0时代的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宣布，每年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美国则于1998年开始将3月2日设为“全民读书日”（Read Across AmericaDay），守望阅读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传承，得到政府、社会、学界和家庭的一致欢迎。2010年的美国全民读书日，则由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女士领衔主事。今年奥巴马总统更是正式颁布总统令，强化这一全美阅读行动。“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当今世界中美两大强国的国家元首，率先垂范推动全民阅读，可以说为“阅读”找回了在信息时代的文明中心地位。

　　在建设书香社会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大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上个世纪末期开始的持续扩招，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提前完成，同时伴随的信息化浪潮和创新性使命，使得大学在资源缺失而压力倍增的形势下疲于奔命。文化传承和文明建设，特别是“读书”这一大学本然的基本任务，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令人欣喜和振奋的是，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并不遗余力地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但不得不深思一个问题，国民的阅读究竟怎么了？何至于需要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

　　其实，早在2004年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就已启动，但为何未形成全民自觉？我们是否意识到，对“阅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不断重申和反复强调，其实是一种反常。言其反常，是因为“阅读”对人类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就如空气、阳光与水对人类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一样，根本毋须反复提及。然而，遗憾在于人类若不亲历无边的黑暗、不饥不寒、不处于窒息的临界点，无法深刻领会空气、阳光与水竟然这般关乎死生，“阅读”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