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家而言，一切都是后工业化时代的色调。“这层浓密刺眼的烟雾如同一条布满灰尘的灰色毯子覆盖了整座城市，让阳光变得昏暗。”这是1946年9月一篇文章中的描述。慢慢地，郊区的居民发出了质疑声，他们怀疑对某些工厂进行改造和革新究竟能否恢复洛杉矶往日如画般的景色。阿尔塔迪纳(Altadena)，一个位于帕萨迪纳市西北、生机勃勃的小村庄，如今的污染已使人 们足不能出户。“你甚至能清楚地看见烟雾沿山而上，”财产权方面的领袖詹姆 斯克拉克(James Clark)解释道。地方检察官在当时担任着烟雾警察和公民保卫者的角色，他们建议阿尔塔迪纳民众不要紧张——这些“讨人厌的烟雾”主 要是心理作用。克拉克机智地邀请地方检察官来此，以“让他的肺充满所谓的心 理作用吧。尽管有些脾气不好的人要求开听证会或采取行动，但这却不是人们的普遍呼声。1946年，洛杉矶中产阶层对于未来仍是乐观的。一位居民表达了当时较为普遍的心态，他相信，只要发挥当时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轴心国的那种领导能力与爱国精神，便能打败这个新的“公敌”。乐善好施者纷纷提供帮助。对于新鲜空气的渴求遍及各地，一份来自帕萨迪纳城市学院30名学生的请愿书，表达了对在上体育课时吸人黑色颗粒物的不满。人们急切地寻找着各种机会进行宣传与公告。一对年轻夫妇讲述一则感人故事：他们如何通过乘坐私人飞机把他们新出生的婴儿带到污染物上方的空中来保护他。紧随其后的是一对英国与荷兰的飞行员在一场跨国旅行中的故事，他们声称基本没法看清加州有可降落的地方。一旦找到这样的地方，他们显然会立刻电话告知《时代周刊》。 

    众所周知，对空气污染源头的治理会比一开始想象的难很多。监管员们已经在烟雾散去的时候赦免了当时已停产的丁二烯工厂，随后转向了其他方向的研究。他们的精力还是集中在治标上，没有考虑过其中的理论原因。美国化学研究所主席古斯塔夫埃格洛夫(Gustav Egloff)，一位杰出、拥有新颖观点的人士，猜测汽油相关产品的不当燃烧导致了烟雾的发生。工程师无视古斯塔夫的猜测，指控洛杉矶市南部的炼油厂以及冶炼工厂要对这场“烟雾事件”负责。哈里孔克尔(Harry Kunkel)，这位上了年纪的APCD负责人预料他的手下已经有了头绪。废气已经让23名卡车司机倒下了，这似乎不是巧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飞行员，孔克尔检查了长滩(Long Beach)附近的一间铸造厂，厂里散发的漂白剂似的恶臭让他想起了当年法国战场上的毒气。他本能地迅速离 开了那里。

    孔克尔放弃了退休，继续本职工作。事实上，世界上第一台“烟雾计”正是 在他的办公室诞生的。这是一台能够提取空气中杂质的仪器，听上去很华丽，事实上用处不大，就跟当时大部分的分析设备一样。孔克尔最重要的贡献是将他办公室的人力投人到污染治理之中。洛杉矶警察局新招募的警察迅速参与其中，市长鲍伦也要求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化学专家前来协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员派遣如此多的相关人士，已经将整治攻势军事化了。有些学校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要让学生也参与其中。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也进行了监测，并且委任私人飞行员进行侦查和报道烟囱冒烟和废物堆燃烧的情况。尽管做了这些，领导们真正渴望的是出台权威性规则。至于其他的可疑之处，他们认为基本上是一些军事承包商打着战争的旗号为其排放规避责任。

    整个事件错综复杂，特别让人忧虑的是，烟雾夹杂着漂浮物无情地漂向市郊。如同具有破坏性的潮水，潮起潮落，一些社区可能并未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些却可能生活在时常受灾的恐惧中。位于城东和城北的一半市民，因位于工厂大烟囱下风处，觉得生活受到了重创。位于市区东北山坡上的乡村小镇阿祖萨 (Azusa)，由于空气污染严重，在1946年以前已经不得不进行两次小规模疏散。而圣加布里埃尔山（San Gabriel Mountains)下的近郊居民由于倍受可怕的卷絮状物恐吓，已经向洛杉矶政客挑明：要么对工厂进行处罚，要么准备迎接一场“无情的”反抗行动。为统一意见，县高层人员于1946年春天在26个城乡间组织召开了针对制定统一反空气污染法律的会议，结果并没有具体的法律出台。当年10月，数百名被激怒的帕萨迪纳市民进行了抗议游行。此事件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乡村传出的讯息却是强有力的：团结起来就会胜利，一旦懈怠就会失败！游行示威后，洛杉矶权威机构随之进行了报道。弗农(Vemon)、南盖特(South Gate)、托兰斯(TOrrance)和埃尔塞贡多（El Segundo)等，这些普通的制造业小城，像叛逆的青少年一样，全然藐视要求清理精炼厂与轧钢厂的呼声，反而恨不得加班加点来进行污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