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春光已经开始晃眼，蔷薇花科的植物绽放得热烈，掩藏在都市一隅的桃花刚刚吐出花蕾，转眼海棠跟着争妍，一时间樱花又繁盛如云，落英似雪。四月的光景，美好得残酷，一如怎样过都觉得浪费的青春，抬头一瞥，是艾略特的诗句成行。在这样的日子审读《杜拉斯的小音乐》，与这位在绝望和烟灰之上书写“恶之花”的法国妇人相遇，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微妙的缘分：她，1914年4月4日，出生在梅雨季节绵长的印度支那嘉定（今天越南境内），而今天，2014年4月4日，上海街头阳光灿烂，车水马龙，整整百年已经过去。

    作为一个自娱自乐的文字书写者，我不能否认杜拉斯以她疯狂又热烈句子在我青春期打上的印记，她用那些“被解构、被挖空、深入骨髓的句子”，在欲望、激情、孤独、绝望中打造的独特的文字的美学，就像一种隐秘的召唤，一个巨大的暗示，向尚处在青春期躁动不安的我展示了女性自我书写的一种可能，展示了写作如何定义和篡改了生活的真实，而敏感骚动的灵魂如何在写作中找到出口与慰藉。属于青春的时光总是很快就过去，迷恋自我的镜像阶段也在不知不觉中远离。在看黄荭的《小音乐》之前，我已经好久没有读杜拉斯了。而今，踏上另一个阅读者（资深的向导）在“杜拉斯的领地”中行走的路径，既唤起了我对于这些似曾相识的路标的亲切记忆，也领略到了那些过去并不曾注意的、更开阔的美好风光。

    本书作者黄荭，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杜拉斯研究专家，本书围绕杜拉斯及其作品多个面向的介绍，让读者更为全面、深入地进入这位法国女作家的世界。而对我来说，有两点颇为触动：一个是作者梳理了 “情人”这一形象在杜拉斯作品中的演变。在作品《堤坝》中，情人长相猥琐，看不出是白人还是黄种人，出处模糊，她对他没有一丝感情，除了对他本人的嫌恶和对他钱财钻石的艳羡；在《情人》中，他是三十年代西贡富有、英俊的中国男子，她发现自己开始有点爱他了；在之后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更加明确地点明了情人的身世渊源，而这完全成了一个凄美绝望的爱情故事。正如黄荭所说：从种族、从财富、从外貌、从性格上'情人'都经历了一个蜕变过程，一个理想化的过程。这点对于理解杜拉斯的写作颇有意味。自我复调的书写，从遮掩到触碰，从触碰到美化，从美化到升华，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后来的无所畏惧，女作家用满是皱纹的面孔战胜了青春光洁的容颜，一个在岁月中留下的伤口终于被文字所治愈。还有一个则是访谈中阿梅尔对于杜拉斯在越南真实生活的描述，对比她的作品来看，非常有趣。杜拉斯拥有利用普通素材制造神话的惊人能力，而读者往往以为那就是真实。这种超越于文本的更为立体的介绍，也为广大妄图从杜拉斯的极致文字中汲取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文艺小青年们泼点冷水：让生活的归生活，神话的归神话，而杜拉斯，只有一个。
    
    最后，我想引用文章中的一段话，以纪念今天，杜拉斯百年：她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她“触动了读者的灵魂，让它困惑，让它痴迷。让它动摇，让它沉醉，让它忘我，让它服从她的暗示。她的词句，远不是一种虚幻的稳妥，坦诚它们痛苦的不完美，保证了某种最高的苛求、最大胆的探索。在她身上，就像在她的文字中一样，隐隐显露着'命运'的印记，见证了两者之间隐秘而默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