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被如此看重，主要是因为《一九八四》精确地预言了极权政治。书中所描述的状况，是很多人曾经遭遇的，现在正在遭遇的，未来仍将遭遇的。事实是这样吗？不是。《一九八四》正确的部分不是奥威尔预言出来的，它早已在那里。刻下，大多数人所处于的最主要的困境绝非《一九八四》所描述的那样，笼罩一切的资本的极权主义，才是人们怎么也逃脱不了的。

    《战时日记》中，也有很多奥威尔的政治预测、断言。不必借着历史的“后视之明”，也很容易知道它们错得离谱。1940年6月24日，奥威尔说，如果德国入侵英国失败，英国就会产生一个左翼政府；1940年10月25日，奥威尔说，任何一个欧洲犹太人都认为，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社会制度比英国的社会制度好；1941年5月18日，奥威尔说：“两年之内我们要么已经被征服，要么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1942年4月18日，奥威尔说：“印度并不想真的要独立，因此也不会独立。”在发出所有这些“宏论”之前的1940年6月8日，奥威尔认为，在过去10年，自己对每一件事情的预测都强过内阁成员。1941年4月13日，奥威尔承认，回首《战时日记》前半部分，“我的很多政治预测都落空了……我看到自己曾经写到过所有的私人广告都会在一年以内从墙上消失。当然，它们，没有消失”———70多年后，它们依旧没有消失，反而壮大到了奥威尔想象不出的程度。上述“预言”，奥威尔系统化后，都写入了战时出版的小册子《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与英国精神》中。这本小册子，其功用之一是：如果你不知道乌托邦是什么，请读它吧。


    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失败，并未能阻止奥威尔检讨、反思自己的探索方式哪里出现了问题，一仍其旧，至少就《日记》来看是这样的。说起来，奥威尔是有“预言癖”的。大概，这些预言，都是他的头脑中一幅幅极清晰与真实的画面罢。1941年4月13日，承认预言多失败时，奥威尔以西里尔·康诺利的一句话自慰：“知识分子能看对事件的走向，却看不准事态发展的节奏。他说的真是对极了。”这真是彻头彻尾的矫饰之辞。其实，关于政治预言，奥威尔后来写的一篇文章《詹姆斯·伯厄姆与管理的革命》(1946)里还有一句话，更值得珍视：“政治预言通常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希望心理。”(《政治与文学》，第336页)就奥威尔本人而言，它是无比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