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也像《伊利亚特》一样，主要通过人物的对话，而不是白描，来刻画人物形象。奥德修斯作为史诗的主人公，受到诗人的着意刻画，在他身上体现了史诗的主题思想。与其他所有人物相比，诗人为奥德修斯准备了数量最多的修饰语，称他是“神样的”、“勇敢的”、“睿智的”、“足智多谋的”、“机敏多智的”、“历尽艰辛的”、“饱受苦难的”、“阅历丰富的”，当然还有“攻略城市的”，等等。这些修饰语在诗中频繁出现，给人印象深刻，它们正好集中反映了诗人希望借助行动表现主人公性格的两个主要方面，即坚毅和多智。奥德修斯的这些性格特征在《伊利亚特》中已有所表现，而它们在《奥德赛》中则得到集中表现，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通过奥德修斯这一人物形象，歌颂了人与自然奋斗的精神，歌颂了人在这种奋斗过程中的智慧。奥德修斯的智慧的突出方面是机敏。机敏中包含着狡诈，狡诈即谋略，这是当时为获取财富和奴隶所必需的手段，因而受到诗人的称赞。奥德修斯除了上述性格特征外，他还热爱故乡，热爱家园，热爱劳动，爱护忠实的奴隶，严惩背叛的奴仆。诗人通过奥德修斯这一形象，表现了处于奴隶制发展时期的古代希腊人的世界观的主要方面。

　　在史诗中，佩涅洛佩是诗人着意刻画的一个女性形象。她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具有美丽的心灵，聪明、贤淑、忠贞。她严守妇道，在丈夫离家期间勤勉治家，对丈夫忠贞不渝，始终盼望久别的丈夫归来，夫妻团圆。诗人通过佩涅洛佩这一形象，显然树立了一个受世人推崇的妇女道德的典范。诗人刻画特勒马科斯的性格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意表现其性格逐渐成熟的一面，这在古代人物性格描写中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诗人在诗中不吝笔墨地着意刻画了牧猪奴这一典型的忠实奴仆的形象。在通常情况下，诗人在诗中是不直接露面的，但对牧猪奴却有例外，诗人不时地直接称呼他，饱含着对人物的赞美之情。与此相对照的是对那些不忠心的奴隶的嘲讽和对他们的可悲下场的描绘，反映了诗人的思想倾向。

　　以上对《奥德赛》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的一些主要方面作了说明。读完荷马的两部史诗，人们既会惊服于史诗的出色构思，又会感到构思中的某种牵强；既会怡悦于情节的动人，又会觉察到其中的某些矛盾。例如史诗在时代背景和神话观念方面的差异。在时代背景方面，两部史诗中表现的虽然都是奴隶制社会，但其发展程度似乎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两部史诗中的时代虽然同处于青铜时期，但是在《奥德赛》中，铁的使用显然比在《伊利亚特》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神话观念方面，《伊利亚特》描绘了一个优美、生动的人神共处、人神密切交往的时代，但在《奥德赛》中，人和神之间扩大了距离，神对事件的参与具有更大的表面性，神对事件的参与与其说是一种传统信仰，不如说是人们的美好想象。这方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奥德修斯在阿尔基诺奥斯宫中对自己逃脱风暴灾难的叙述。他在叙述中把自己的得救完全归结于自己的努力，排除了原有的神明助佑的一面。这些矛盾和差异，以及情节、词语等方面的其他矛盾，必然引起人们的深思。

　　为了有利于更深入地研读荷马的这两部史诗，在这里有必要就“荷马问题”作些说明。所谓荷马问题，主要指近代对史诗进行的争论和研讨。古代希腊人一直把荷马及其史诗视为民族的骄傲，智慧的结晶，肯定荷马本人及其作为两部史诗的作者的历史性。古希腊晚期，开始出现了歧见，公元前3世纪的克塞诺斯和革拉尼科斯便提出两部史诗可能不是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亚历山大里亚学者阿里斯塔尔科斯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两部史诗表现出的矛盾和差异可能是同一位诗人创作于不同时期所致，《伊利亚特》可能创作于作者青年时期，《奥德赛》可能创作于作者晚年。他的这一看法为许多人所接受。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荷马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史诗的作者未提出疑问，但丁称荷马是“诗人之王”。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人开始对荷马发难。法国神甫弗朗索瓦认为《伊利亚特》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许多游吟歌人的诗歌的组合，全诗的整一性是后人加工的结果，“荷马”并不是指某个人，而是“盲人”的意思（“盲人”之意最早见于古代的荷马传）。稍后，意大利学者维科在他的《新科学》里重复了弗朗索瓦的观点。真正的争论出现在18世纪后期，1788年发现的《伊利亚特》威尼斯抄本中的一些注释使荷马问题成为许多人争论的热点，对民间诗歌创作的研究促进了这一争论的深入。此后各家的观点基本可分为三类。以德国学者沃尔夫（1759-1824）为代表的“短歌说”认为史诗形成于公元前13至前9世纪，各部分由不同的游吟歌人创作，一代代口口相传，后来经过加工，记录成文字，其中基本部分属于荷马。第二类是“统一说”，实际上是对传，统观点的维护，认为荷马创作了统一的诗歌，当然利用了前人的材料。第三类即“核心说”，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两部史诗形成之前荷马创作了两部篇幅不长的史诗，后经过他人增添、扩充，逐渐变成长篇，因此史诗既有明显的统一布局，又包含各种若隐若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