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敏感的，可能是我做过经济工作，故我对现实问题的感觉超过了那些钻故纸堆的学问家。所以我不迷信书本，在独立思考中 不断有斩获。我开始撰写经济学论文，几十年来，已有数十篇。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论稿》。

    作者：学界评论您的经济理论文章，观点鲜明，颇具独创性。他们称您是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

    巢峰：因为编辑和出版是我的专职工作，这是我磨砺思想与学术的场所。1983年，在版协召开第一届理论研讨会上，我阐述了我的《出版物的特殊性》, 之后，陆续发表了《出版物的价值构成》《图书市场竞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等文章。当时这一领域几乎是空白，我率先提出出版经济学的概念，还认定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核心命题、主要范畴；提出出版经营的科学方法论、图书效益论、市场竞争论等。

    1997年，我的论文结集为《出版论稿》出版。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读后说：“在十多年来出版理论研究逐渐展开的进程中，巢峰同志是走在前列的。收入《出版论稿》的大部分文章都有重要的主题。现在阅读这些 文章有如回顾十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这本文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部分记录。”确实，我的理论研究的目光没有离开过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出版业的现实。

    《辞海》伴随后半生

    作者：我知道，您是我国唯一一个参与了4版《辞海》修订领导工作的资深出版人。自1978年以来，您先后参与和组织实施了4次大规模的《辞海》修订工作。

    巢峰：《辞海》与我相伴快40年了。当年的事仿佛还在眼前。

    为赶在新中国40年大庆前出版新版《辞海》，向共和国献礼，当时上海有关方面将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专门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1978年12月25日，首批《辞海》编纂人员进驻这里。

    11年没有工作了，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曾经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知识分子，工作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天天晚上灯火通明，他们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啊。我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烤火的煤炭，我去弄，烧饭的师傅，我去请，还居然请到了原先给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做饭的厨师，菜烧得真是好。

    编《辞海》是大兵团作战，作者以千人计，编者以百人计。为了协调工作，我在大会场的墙头，搞了一个进度表。那时，几百人，三顿饭，都在会场吃。这张表把每个学科都列上，标明进度。这下好了，每天大家吃饭的时候端着碗看进度表，成了一道风景。谁落后了，不用别人说，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时间问题容易解决，而编撰遇到的“政治”难题停住了大家的脚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编？领袖人物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评？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说？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两年后的1981年才作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并无明确认识。

    主编夏征农派常务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有关意见，盘桓了20多天，无功而返。在等不到上级指导意见、编纂工作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夏征农、罗竹风决定，由编辑部拿出处理意见。我组织多次讨论后，动手起草形成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意见”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

    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有朋友劝我：“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那天，我和罗竹风带着意见来到夏征农的家。夏老用了4小时对“意见”逐字逐句过目认可。罗竹风说得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老一辈革命者的风范，让我更加坚定。

    不久，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立即决定在内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此举，是对《辞海》编辑部“冒险”的一种支持。

    “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天下先”之举，让我们欣慰的是，“意见”中的认识，与两年后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的判断，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