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老的新书《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了。 封面上印着巢老的照片，剑眉华发，笑容可掬，确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这就是巢老--十四岁就参加了新四军，亲身参与了七十几年前那波澜壮阔 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文化战线为辞书编纂事业奋斗至今，亲自 参与、主持了巨型工具书《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 版的编纂出版。

    封面的右上角有巢老的亲笔签名，下方则是多年来撰写的手稿的书影。 那苍劲有力的笔迹，透露出一个战士的果敢与坚毅；层次分明的修改痕迹， 又充分体现了一位学者的审慎和严谨。

    人们历来信任辞书，往往誉之为“无声的老师”“无墙的大学”。然而对于辞书的编纂过程，人们多数却没有切身体会，仅仅停留在“剪刀加糨 糊”的模糊认识上。于是，一些半吊子，下笔轻率信马由缰；一些糊涂蛋， 东摘西抄不知所云；一些无知者，胡编乱造胆大妄为；其极端者如王同亿， 则集半吊子、糊涂蛋、无知者于一身，十年间拼凑了二十五部词典，共一亿七千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巢老首先扛起了辞书界“打假批劣”的大旗！

    1992年10月29日，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的闭幕词中，学会第一副会 长巢峰尖锐地指出：“（像《语言大典》）这样的词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传？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 道路上发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如果让那些歪风邪气泛滥成 灾，通行无阻，什么抄袭有理，差错有理，拼凑有理，那还有什么真理，那 还要中国辞书学会干什么？”

    作为后生晚辈，我们虽不及亲见巢老二十余年前的“战士”神采，如今读起这段话来，遥想巢老当年掷地有声的发言，仍然觉得场景如在目前，风 姿令人神往！

    数十年的辞书编纂生涯，已经成为学者的巢老仍然习惯于“战斗”-- 不光是对辞书界的各种歪风邪气猛烈批判，而且对辞书条目中的种种谬误也 总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披露。这一部《辞书记失》便是撷取了过去辞书条目中 错误的143个例子，内容涵盖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从辞书编 纂专业的角度分析、指陈谬误所在。

    收词立目是辞书编纂开始前就应作充分准备的基础性工作。一部辞书 所收的词目，应当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均衡的系统。这条原则为辞书编纂者 所熟知。然而2000年出版的一部《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却是这一基本原则 实行的“绝好”反面教材。且看巢老为之写的三篇小评论：“一论”中指 出，哲学家、哲学流派、哲学著作、哲学概念名词中的中国部分基本被排除 在外；“二论”中专谈对马列主义哲学概念、著作、人物一概回避的现象； “三论”则聚焦该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名词术语和观点全面排斥的 情况。三篇小评论，层层深入，鞭辟入里，针针见血。

    释文更是一部辞书的灵魂所在，读者的需求应在条目释文中得到满足， 编纂者的水准应在其中得到体现。巢老为我们举出了种种反面例子：释文预 设偏颇立场的，见《〈辞海〉［社会学］条的颠覆性变化》；释文错误的， 见《空想主义与“平等人公社”无关》；释义过窄的，见《怎样为“政治经 济学”下定义》；释义过宽的，见《“决策”的本质是什么》；释文前后矛 盾的，见《怎样释“公私观”》；甚至有释义故弄玄虚的，将“社会文化” 解释为“指由紧密相联的社会与文化建立起来的超有机形貌”，读来不知所 云，越读越糊涂了（见《不知所云的“社会文化”》）！

    辞书编纂之难，不仅仅在于收词立目与释文撰写两个方面，还在于词 目间的关联处理，在于照顾释文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平衡。

    这中间的处理方法，远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出来的。巢老以学者严谨而审慎的态度，结合具体的错误形态展开批评，条分缕析，言之成理，深入浅 出，简明扼要，予辞书界同仁教益匪浅。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形态各异的客户端，挤占了世人本就狭隘的视 野；商业思维的日益风靡，使得对“一本万利”盈利模式的追逐，成为了世 人争相追捧的“高端理念”。一时间，快出书、快上市、快赚钱、快搜索、 快反应、快阅读……各种“快”吞噬了人们的时间和大脑，产品来不及精雕 细琢，知识来不及吸收沉淀。本该精打细磨的辞书，被推上了“大干快上， 力求暴利”的“快车道”；本该沉心静气的辞书出版界，越来越热衷于探讨 如何将大型辞书按条目“肢解”卖钱。揠苗助长、掩耳盗铃、缘木求鱼…… 一个个曾经在小学课本上引发我们嘲笑的故事，在辞书出版界也有了实例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