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传说是真是假，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拒绝在一份可怕的文件上签名——“1937年审判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这二人都是苏联军事统帅）等人案件时，在作家当中征集签名，以示拥护判处他们死刑。有人也来找我，我拒绝签名。这事引起很大的震动与不安。”这段话来自帕氏口述，应该毫无疑问。他置生死于不顾，顶住了当局的压力和威胁，而这意味着他可能为此丢掉性命。

    三
    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从斯大林上台，将近150万有异见的俄罗斯民众和知识分子丧生，一直到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三十多年间，帕斯捷尔纳克从未停止写作。他留下了长诗《一九〇五年》、《施密特中尉》、《斯佩克托尔斯基》，留下了《在早班火车上》、《雨霁》等大量诗作，以及《日瓦戈医生》等长篇和短篇小说。或许，作为一个人，他也有性格上的脆弱和犹疑，但他全部的勇气和担当都献给了诗歌，在他身上始终存在着一个不畏强权、自由独立的诗人：

    “仿佛他会像林妖一般/从逃亡苦役犯的休息地走出……天空和大地，森林和田野/都听到了这少有的声音/这些组合均匀的成分/疯狂、悲痛、磨难、幸运。”

    以及——

    “生命之书已写到终篇,/它比一切圣物都神圣，……/世纪的进程像寓言/它会在行进中闪闪发光。/为了它可怖的壮丽/我甘愿在受折磨中死亡。”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于1945年到访苏联时拜望过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他注意到当时文学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偏见：“多年来苏联批评家一直指责他太深奥、复杂、繁琐，远离当代苏联现实。我想他们指的是他的诗既没有宣传性，也没有粉饰性。但如果指的是他的创作只写个人的世界，只说私人的语言，或所谓闭门谢客，刻意与他生活的世界相隔绝，那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警惕来自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工具化，都是一个诗人必须的清醒，这或许是很多“政治正确”论家对他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1935年，他赴巴黎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大会时为文学辩解，他强调：“我明白这是作家们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大会。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不要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只有个人的独立才重要。在1789，1848和1917年，作家们没有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不要，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说这段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来自自己所写下的文字的检验，尤其是作为一个抒情诗人，他既继承了自己自《生活——我的姐妹》中对大自然和爱的一贯忠诚及抒情风格，也直面苏联的社会现实，从个人真实的感受出发，将生活经验转变为美学经验：他的创作忠实于缪斯而非代表威权的宙斯，忠实于记忆女神而非黑暗的遗忘。“我可以象海涅一样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也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记住’。”而伯林则充满敬意地说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所谓‘白银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

    《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几乎详尽地标注了诗人创作每组诗歌的年代时间，这给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读到这套书之前，笔者正在读译者之一、诗人李寒翻译的一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并为这样更年轻的诗人加入翻译队伍深感欣喜。这套诗集译者众多，每位译者的翻译风格、文本呈现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水平，所以不免会遇到部分挑剔读者的诟病，但我以为由于这套诗集几乎收入了帕氏全部的诗作，仍不失可珍藏及对照阅读的价值。而当夜深人静、翻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作为一个写诗多年的人，我依然会情不自禁被这样的诗句打湿眼眶——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对睡梦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