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主作为一种价值是内生的，民主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以中国为例，“民主”这个词语正式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是一个穷则思变的年代，西方的国富兵强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盛，使善于学习的中国人在政治上对西方民主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十分直接地表达了当时那些渴望改变中国命运的热血青年的政治偏好。那时的特别情感和政治偏好，虽然很大程度上启蒙于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思想，但并不能掩盖民主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价值所具有的内生性。     

    民主，正如河清在书中浓缩的“人民自主”和“彻底的平等”，说到底是一种关乎人民福祉的政治诉求，它源于个人利益，也止于个人利益。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种个人利益以不同的目的呈现，或满足基本生存，或谋求更多发展；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亦会有不同的表现，或上升为集体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或“舍近求远”以求永续。因此，民主作为一种价值，是符合人类需求层次规律的自发现象，它的产生需要相应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第二，西方民主只是民主实现形式中的一种。长久以来，英美自由主义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以选举政治、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为标准衡量、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事实上是混淆了作为价值的民主和作为实现形式的民主模式这两个概念。不可否认，西方的民主模式曾对帝国解体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反殖民地运动中的国家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而放大其折射民主价值的功能，忽略西方民主只是民主实现形式中的一种的事实。 

    此外，作为一种“有条件”的民主模式，先发民主国家也需要与时俱进，随着民主条件的变化而适时作出调整。比如，在曾为西方民主重要基础的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社会结构演变为贫富两极的情况下，如何防止“金钱政治”对“权利政治”的过度影响；如何改善分权制衡与执政效率之间的关系等。而后发民主国家，面对目前民主带来的各种问题，更需要有耐心寻找或改善“移植的民主模式”的生存条件，或者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和国情，逐步建立起符合自己发展的民主模式。毕竟，民主价值是内生的，民主模式也同样可以内生。

    第三，中国模式丰富了民主多元化的形式。郑永年教授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民主的危机及其未来》中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呈现出来两大趋势，一是民主化，二是民主形式的多元化。中国模式不是反民主模式，而应当是一个民主改善模式。这一说法正好也支持了河清在《西方民主的乌托邦》中的落脚：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孕育的“民本”、“为民”等思想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发展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进步性；当前中国开放的一党制——一种实现政治、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之间均衡发展的内部多元主义，正是符合中国的政治生态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的民主哲学关键在于如何做到真正“为民”。

    我们在这里讨论西方民主，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进步、落后无关。这已不是非此即彼的世界，它是多元的，允许多种声音，多种方式，多种制度，多种文化。中国人深谙此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正源于此。现在，中国人真的很需要停下脚步，围坐一起，看看西方舶来的民主文化，也看看祖先留下的民本思想，想想中国人到底该何去何从，找找中国人管理自己公共生活的那种可能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了每个人的福祉--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这个简单的福祉，不也正是西方民主正宗卢梭的追求吗？既然是异曲同工，颂扬与贬低用在西方语境中“民主与否”的判断上岂非幼稚？！

    生命的多元才带来五彩缤纷的世界；政治制度亦是如此。盲目的制度竞争只会陷入一元论的窠臼，结果只能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多元共融，让合适的制度在合适的地方运行，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福祉，让民主的舞台有更多精彩的舞者，才能达至民主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