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26年后重读这本书时，我的背脊还是禁不住一阵阵发凉。书中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与现实一一对应。

　　《动物庄园》，这部奥威尔完成于1944年，距今整整70周年的经典，并没有随着历史的风云而被淡忘丝毫，相反，历史的沉沉浮浮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部经典的伟大，为了证明乔治·奥威尔的先知。

　　70年前，反法西斯同盟正处蜜月，由守转攻；社会主义阵营风生水起，欣欣向荣。奥威尔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光明的赞歌声中，看到了事物走向反面的图景，这是一种怎样的慧眼和洞察力！

　　但是也正因为此，在70年间，它的大部分时间注定是作为一本禁书而存在的。

　　先是被西方、被自己的祖国英格兰所禁，因为书中影射的斯大林和苏联正是盟军反法西斯的伙伴，大敌当前，岂能因小失大？

　　冷战后，两大阵营的对垒使得奥威尔和《动物庄园》、《1984》的命运陡然发生逆转，它被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解剖刀而在西方被热炒，以至于《动物庄园》还拍摄了同名的动画片，一时家喻户晓。但在世界的另外一半，毫无疑问是绝对的禁书。

　　许多人总喜欢将《1984》的“老大哥”、《动物庄园》的“拿破仑”与苏联和斯大林联系起来。其实，作品一旦问世，形象总是大于内容而未必以“姓社姓资”来划分的。君不见，其时的海岛那边，蜷缩在那里的蒋先生也是视之畏之如虎呢！一切的独裁专制者都因为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恐慌，也会因为害怕民众觉悟而杜绝其传播。尤其是《动物庄园》，由于寓言体的缘故，其中可以折射的东西似乎比《1984》的直接晓白显得更为深刻也更为长久。

　　因此，当26年前，我第一次阅读到这部作品并且有幸成为它的责任编辑时，我内心的震撼是可以想象的，当然，也不难想象它出版当年带给人们内心的震动。

　　这本书是1949年之后大陆的第一个译本，出版的时间也颇微妙，1988年10月，其时，苏联在“公开化”的旗帜下刚刚解禁了这本书，而我国则恰好处于一段开明时期。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88年初译者张毅来绍兴路54号西楼三楼我办公室的场景：他背着书包，刚刚从温州考察私营企业回来，那个时候还不让提私营企业，而只能叫民营企业。厚厚的一叠稿纸上有着他们反复修改的痕迹。为了能够顺利出版，我们还是在一起斟酌着每一个词句。鉴于那个年代的背景和意识形态，有些词是有着特指性而忌讳的，比如“革命”，就回避而代为“具有颠覆性行动”；有关书名，彼时台湾有译本曰《兽园》，我们当时根据Animal Farm的意思在“动物农场”、“动物庄园”和“动物公社”中纠结着。我们两人不约而同都更喜欢“公社”这个意译，觉得传神，但最后还是因为过于敏感而放弃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是非常安静地问世的。那一版是个长型的小32开本，绿色的底色，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一套还颇有影响的“青年译丛”中。书出版后，其影响却不胫而走，受到北大清华学子的追捧，甚至一度还张贴在校园的布告栏内广为传播。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又沉寂了一段岁月。

　　2000年，全世界纪念奥威尔逝世50周年，我又遇到了张毅，我们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友谊，所以一拍即合，决定为纪念奥威尔50周年重新修订这个版本。于是，这个版本修订后就以中英双语对照的形式重新再版了。

　　虽然距离第一版的问世已经过去了整整12个年头，即便如此，这第二版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似乎仍然是不可思议的。现实生活中，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趣事，是张毅先生告诉我的。

　　那是大约发生在2004年的事，张毅与几个外宾一起驱车前行。车程很长，司机习惯性地抽起烟来。缕缕青烟不时飘入车厢内，老外皱起眉来。碍于礼貌没有发作，但是却用英语互相嘀咕着，用的就是《动物庄园》里面的语言：“All animals are equal”，表达心中的不满。想不到，张毅先生接过了话茬，用英文调侃地续上：“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这个当时语境中的戏谑，却让外宾迷惑：“在中国，可以读到这本书吗？” “是啊，不仅读过，而且在下偏巧还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老外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嘴巴呈O字形状：“My god! 中国已经翻译了这本书吗？”“是的，而且是在1988年。”张毅笑眯眯地看着外宾，“已经出版了16年了，现在还出版了第二版。”于是，双方就着这个话题相谈甚欢。这个小故事里，我们既感慨西方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不了解，同时也更加感知到这本小书的出版在现实中的不易。

　　如今，又是十年过去了，《动物庄园》的版本早已不再孤单。而当我重读奥威尔的这部作品，其中的滋味似乎更加复杂，我读到了当年初读时不曾感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