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可以说是最为恒久的一项人类活动，从原始部落时代起它就与人类的历史如影随形。无论是讴歌、称颂还是痛斥、否定战争，人们总在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战争。战争不仅是文学作品最永恒的主题之一，还催生了无数的军事著作——政治家和将军们苦心研究兵法，希望对历史战例的了解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战役中获胜。在人类不断改进杀人工具和技巧的过程中，战争也变得日益残酷和恐怖，而核时代的到来更是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意识。

    然而，也许正是战争司空见惯，让人习以为常，学者才不怎么努力追溯它们的起源，或者只是用“人的原始本能”等宏大概念一笔带过。从《孙子兵法》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者们更喜欢研究战争过程，指导将军们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战争为何会发生。在学术史上，对战争起因与动机的综合性研究很晚才出现，成为一个新领域，而美国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所著的《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在严谨性、系统性等方面，也许是这一领域不可多见的杰作。

    研究战争的动机有其现实意义。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很难定义的一百年，它见证了和平主义在全球的风起云涌，也见证了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在现代，国家间战争发生的频率的确在降低，但造成的死伤人数超出以往，如果再加上国内冲突、种族屠杀、政治清洗等因素，人们在现代死于政治暴力的几率也许并不比过去低。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增大了，所以想办法避免战争的爆发也变得更为迫切，而更好地了解导致战争的原因，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降低战争发生的几率。

    勒博选择用一种系统化、模型化的方式研究战争。他将战争的参与国分为主导大国、大国、衰落大国、崛起国家和弱国，动机则分为五类：安全、物质利益、地位、报复和其他动机。战争的动机并不等于战争的目标，比如，夺取别国领土是常见的战争目标，但背后的动机却可能多种多样，如获取资源（即物质利益）、增进安全或者复仇等，而他只用动机作为区分不同战争的依据。

    现实主义者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他们的解释：从修昔底德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今天，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可能变得更加反战了，但政治家还是有足够的煽惑技巧来把民众聚集到“保家卫国”的大旗之下。现实主义者的论断所依据的根本基础是，人类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而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处于高度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约束民族国家的行为，因此当前各国开战的可能性也许与斯巴达、雅典一样高。

    作为这种观点的批判者，勒博对战争在当代爆发几率的降低，抱着一种“乐观的审慎态度”。毕竟，在2500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分别作为当时世界对立的两极，都头也不回地投入到了争霸战争之中，而上个世纪的“冷战”最终却有一个和平的收场，这无疑是个更令人乐观的征兆。

    当然，更深层次的基础是勒博对国际关系性质的认识。根据现实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研究范式，外交政策总是执政者从战略角度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其目标是提升本国相对于别国的力量，而就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往往是外交这一政治政策的延续，因而也是理性的利益计算的产物。但是勒博争辩道，利益并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唯一因素，荣誉意识、仇恨、报复心，甚至毫无来由的敌意，通常也是重要的变量，而在很多时候国家都会为了与安全、利益完全无关的原因而开兵见仗，如果这些变量变弱了，战争的冲动就会降低。

    在本书之前作者还写了《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一书，那是理解本书的基础。在该书中，作者将他的理论构建在一个简化的人类动机模型之上。以可上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依据，作者认为理性、情绪和欲望是人类最根本的三种驱动力，而如果理性不能约束情绪和欲望，如果某国对欲望的追求降低了他国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就会产生第四种驱动力——恐惧。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欲望为基础，现实主义以恐惧为基础，但情绪这个因素却往往被现代的社会科学与哲学所忽视。而事实上情绪因素无处不在，比如，从古希腊城邦至今，他人的尊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虽然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本身没有情绪，但它承载了人的心理需求——既包括国家的管理者，也包括对国家产生心理认同的普通国民。而大部分的战争都与领导人或国民的情绪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