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自己就参加过高加索战争，小说中所写的这段时间里，他本人就正在战场上。1852年在得知哈吉穆拉特投诚的消息后，托尔斯泰曾经鄙夷地称其为“卑鄙的勾当”。但五十年过去，当托尔斯泰开始写这个故事，他把哈吉穆拉特的投降，也写成了一种勇敢，勇敢地选择背叛，却在和俄国贵族的谈话中，坦白自己并不喜欢俄国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救回家人。 

    和笔下单纯的哈吉穆拉特相比，托尔斯泰自己的转变过程却复杂而难以追溯。对哈吉穆拉特的评价由极低变为极高，也许和他宗教信仰的转变相关。

    很多人认为，托尔斯泰晚年接近伊斯兰教，事实上已经是一位穆斯林。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几经变化，毛姆就曾经说过，托尔斯泰少年时代就不相信上帝了（这里应该是指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但他后来恢复了对上帝信仰，只是这种信仰是通过一种推理达到的。“如果我存在，那就必定有某种原因。而所有一切的最后原因，就是人们叫做上帝的那个东西”，但当时他依然不相信具有人格的上帝。高尔基在1921年《回忆录》中也写过，托尔斯泰递给他看自己的日记，当中有一句奇怪的格言：“上帝是我的欲望。”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在信仰中漂浮不定，托尔斯泰艳羡和钦佩那些真正虔诚的人，焦急等待中的哈吉穆拉特几乎不吃不睡，唯一的消遣是每天骑马散心，但却从未忘记向真主祷告。

    与之对应的，则是身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沙米尔，在祷告前心心念念的是18岁的美貌姬妾。而号称信仰东正教的沙皇尼古拉，前往教堂不过是完成一种让他厌倦的任务，他厌烦“上帝也象凡人一样，通过他的仆人神父的嘴来问侯和夸奖尼古拉，这些问候和夸奖虽然使他厌倦，但他仍然象领受应得的东西一样领受了。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世界的平安和幸福都系在他身上，虽然他已经倦于这些事，但他仍然不拒绝”，这就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沙皇，同样不具备任何复杂人性，他就是一个可笑的胖子，一个残酷暴君。 

    托尔斯泰一生都逃不开对悲惨生活的审美偏执。他富裕到拥有巨大庄园，却认为财产本身是不道德的，占有财产就是犯罪。他身为俄罗斯历史上无可争议的最伟大作家，却崇拜体力劳动，还自己做靴子穿，虽然毛姆讽刺说“但是他做的靴子质量之差，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穿”。他后来还想放弃自己所有的版权，幸亏索尼娅是一个强悍的太太。

    《西方正典》里也不无讽刺地说，托尔斯泰一心想殉道，但是精明的沙皇政府总不让他如愿，“因为政府只迫害他的支持者，却从不触动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圣人和史诗式小说家”。

    在托尔斯泰这里，英雄是那些注定失败的人，所以他没有写那个曾经战无不胜的哈吉穆拉特，托尔斯泰的英雄在一开篇就已经注定败局，他不过在投降的屈辱中等待死亡。

    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哈吉穆拉特》，但是以后再想起“英雄”这个词，我注定会想到哈吉穆拉特那场孤注一掷的逃亡，在牛蒡花中被割下的头颅，他失败却未曾屈服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