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的地铁里，渡边淳一先生去世的新闻突然就在手机上跳出来。再一看，日本朋友的微信已先到了，说他是秘密安葬的，消息封锁了几天，连身边多年的助手甚至经纪人也是昨天才知道。
　　才回到家，媒体的电话便接踵而至，都是多年前老渡（我和翻译私下一直叫他老渡，后来他也认可了）来上海时采访过他的记者。因为编辑出版过他的几部晚年之作，我曾与他有好几年的交往，也于2004和2007年两次邀请他来沪。《丈夫这东西》《幻觉》《爱的流放地》，自然还有《钝感力》，断断续续的记忆慢慢聚拢，细细碎碎，似一地鸡毛。
　　老渡可算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日本当代作家了，上至学者教授，下到村夫走卒，他比春上有着更广泛的读者，然而人们对他作品的表情却很复杂。一些人一方面耽于其所谓色情描写，一转身却又嗤之以鼻。他们搞不懂他为啥老是写这类题材。其实正如汪涌豪在为《幻觉》所作序中所说，“在这方面，他有自己恒定的理解。在他看来，人们惯常所见到和所经历的生活是僵硬而乏味的，它束缚人的自由，汩没人的灵性，它的展开过程必然与真爱的变异与失落相伴生”，“为此他竭力主张人应勇敢地抵抗这种乏味，活出精彩与充实”，而当这种勇敢遭遇伦理与理性时，纵横驰骋的虚拟世界便成了他的沙场。
　　应该说，老渡的一生是活得很精彩的，无论是职业还是个人。据说他从五十岁开始便不去体检了，即使在一年多前坐上轮椅时，身为医学博士的他也知道该如何度过。他是有真性情的，不多不深的交往中，如今最让我想起的就是他的笑容，是因为他难得笑。翻译跟我说其实他是蛮害羞的，话不多，但绝对内秀。
　　记得2004年第一次在浦东机场接他，初次见面，经纪人叽里咕噜把我介绍了一番，他只是微微点下头，轻轻一握手，便在随从的簇拥下上车了。以后几天的朝夕相处，活动满满当当，极配合，笑容不见。
　　却有一次在晚宴上，跟着我们忙碌了一天的他终于能安心地坐下来，喝上一口他最喜爱的青岛啤酒，不禁啧了一声。这时坐在他旁边的助手不知对他说了句啥，他俩对视了一下，都咧开嘴傻笑了起来。像极了最近播出的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中，那对农家父子将从几十米高的树上采来的蜂蜜塞进嘴里时的笑容，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洋溢出来。
　　那天上午，一行人去杭州游玩，中午在楼外楼午餐，正宗的叫花鸡伴着榔头上桌时，他兴奋起来。大家一致推举他去敲碎泥壳，并说只能一次喔。他信心满满地站起来，一榔头下去，没碎，大家笑了，他很窘地赶紧补了几下。在大家的掌声里，他孩子般呵呵地笑出声来，一派天真。
　　当时手机短信刚开始流行，在日本也属新生事物，老渡居然也“髦得合时”，乐此不疲，在上海呆在宾馆里也要时时发上几条。想想七十多岁的老人如此前卫，也真是可以。
　　当然极为随和的他也有发作的时刻。因为在杭州遭遇闻讯而来的媒体，不仅事先安排的同《都市快报》　一位围棋业余六段的手谈计划泡汤，连所谓的游西湖也在媒体的簇拥下只走了不到二百米即作罢。返沪已晚，考虑到领导已在饭店等候，途中我们想改变计划，不去襄阳路市场，直奔饭店。本以为极重礼节的老渡会答应，不料话刚传到，后一辆车中便有回应，请领导等候，襄阳路市场非去不可，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一锤定音，鸦雀无声。车到市场，老渡下车，笑容真似莲花盛开。经纪人早已掏出了笔记本，我一看，上面居然有摊位号码。原来他们早就做好功课了。
　　不过老渡工作起来可是一点不含糊。记得2004年那次老渡一行是中午十二点抵沪，到宾馆已近下午两点，三点半是媒体见面会，晚上六点半便去上海师大演讲。为了保证演讲质量，老渡坚持要演讲后再晚餐。当时我们联系了漕河泾附近的多家饭店，都说九点以后不开桌了。最后还是靠同事疏通一家饭店的关系，当我们九点到时，饭店已是漆黑一片，只一个包厢亮着，几名厨师、服务员特地留下单等我们。那次他们一行住在陆家嘴的金茂大厦。按计划，第二天上午是几家媒体去联合采访。我们本以为会在金茂的咖啡厅或渡边先生的套房，去后才发现，他们为采访专门租了一间套房，并已将沙发桌椅按采访要求重新摆放好。我们去时，先生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助手、经纪人等在房间四角垂手而立。
　　老渡对上海情有独钟，也充满好奇。当然他不会大张旗鼓地提问，却时常会拉着翻译问这问那，哪怕在车上，也会让翻译坐在身边，一边问还一边往小本子上记，尽显作家本色。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结束行程前一天的晚宴上，不知是否日本人的习惯，老渡一行每位成员都要依次对我们发表感想，以示感谢。大部分成员都是泛泛而谈，轮到老渡说时，他说，昨天下午我们去签售，当我们走进大厅时，你走在我们前面，你发现一旁柱子上我们的活动广告的一个角翘起来，可能是有些脱胶了，你顺手把它按平了。
　　这话令我大感意外，原来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不声不响的老渡的“全方位监控”之下呢。
　　回想起来，跟老渡的交往，好像也只有这些细碎的记忆了，不知他在远行的路上若看到这些会作何感想，管他呢，我也要潇洒一点。
　　再见了，老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