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两位法语翻译家:“摆渡人”的苦与乐

    翻译诗歌,保持原诗形式感同样重要

    上世纪90年代,郑克鲁写出了填补当时学术领域空白的两部著作——《法国诗歌史》和《现代法国小说史》。“1981—1983年间我去了法国,被法国诗歌深深打动,于是收集了法国出版的5—6部诗歌选集。1987年我来到上师大任教后,才有空动笔翻译。”暑假时,以一首诗一篇赏析的形式,他在杂志上发表了8—9篇法国诗歌鉴赏文章。1994年申请到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后,他写成了《法国诗歌史》。同时,他在国内又找到不少法语选本,这样陆续一共翻译了一万行的法国诗歌,后来,结集成上中下三册《法国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很有影响。他自己认为是好诗才翻译,所以这套书既是译本也是选本。

    郑克鲁也同意“诗歌难译”的说法,他谦虚地说,“十首诗中有一到两首翻译得不错就很满意了。”他坚决反对译诗不压韵,“押韵才有难度,否则,译诗就太容易了。翻译诗歌,保持原诗的形式同样重要,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冯至的十四行诗就是借鉴了外国诗歌的押韵方式。”法国人将十四行诗(sonnet)分成四节,即4433的格式,押韵方式除了abba abba ccd eed,还有多种。他翻译的押韵方式也尽量往原作靠拢。

    对于有志学习法语的年轻读者,郑克鲁建议是:学习法语不能太功利,太追求口语、不重视学文学也不行。“有些人口语不错,沟通流畅,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还不过关。而有些出版社老编辑,口语不一定比得上年轻翻译,但理解力远远强得多。”他回忆自己当年在北大学法语时,除了语言课程外,还要广泛学习各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文艺理论等。

    “完全掌握一门语言,没有10-20年的工夫不行。”更何况,口语和书面语言大不相同,即便学好了口语,还需要花大量时间提高书面语言和理解力,这就要大量阅读文学作品。

袁筱一 学一种语言,是学习一种思考方式
    袁筱一很忙,教学、学术活动、研讨会、社会活动排满了日程表。和她约定的时间,在她从巴黎书展回到上海和外地出差之间。待到见面,个子高高的她,思路活跃,说话爽利清脆,表情生动。因为就读于外国语学校,袁筱一10岁起就开始学习法语,“法语是我的第一外语,直到大学我才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对她的浸润之深,可以说深入骨髓。

    尽量跟自己保持一段距离

    袁筱一在华东师范大学读法语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文学最好的时候,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而后,她坚守在了文学的道路上,这和她在大学期间就获得法国青年作家大赛第一名的经历很有些关系。“法国青年作家大赛是法国国内的一个文学奖,当然也面向所有使用法语的国家、地区和个人。很偶然的,我知道了有这个比赛,然后写了个短篇《黄昏雨》就去投稿。结果,这次得奖改变了我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系里毕业大多数同学都去了外企,而她因为得过文学奖,就去了南京大学做老师,走上翻译之路,研究方向就是翻译理论与实践。博士毕业后,又是一次偶然,袁筱一在家乐福市场部工作了4年。2004年,她终究还是回到华师大,回到了校园里。

    从事了20多年翻译,她说自己现在产量越来越少,挑选的口味也在改变——现在很少翻译小说,而是译社科、学术著作多些。“从事文学的人很自我,这是一个无法自拔的陷阱,也许和当时年轻也有关系。”现在,她尽量跟自己保持一段距离,这样能够客观冷静地观察和反省。

    翻译是一种需要供养的爱好

    袁筱一说,这是一个不利于文学和翻译的时代。“现在翻译很多,好翻译很少,小语种译者尤其少。文学式微,是因为当代社会太过追求指标,没有人在乎你的感情,而是在乎有没有利益、有多少产出。如果一个人只是单纯的翻译者,生存情况还要糟。”她不无幽默地说,翻译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需要供养的兴趣爱好。“能够翻译、研究、教学三管齐下,我还算是幸福的。”

    翻译是一种选择,需要选择作品,选择对应的词语。投入翻译后,她倒反而对中文有更多的体会和思考。“我的翻译得到认可,有人说是因为我中文比较好。”袁筱一却认为,语言之间是能相互影响的,“中文好”也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评价。“翻译是不断合成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新的体验。翻译的价值不在于写出纯粹的中文,而是中文语言的实验,尝试在中国作家笔下找不到的、有一点突破的、平时不会想到这么去表达的方式。”她现在宁可自己在翻译时使用不那么“美”,不那么“顺”的中文,希望能够尽量保留原作韵味,尽量接近原文,“即使是对读者来说有点儿痛苦的阅读经验,也是新鲜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实验没有边界,翻译好与不好的边界依然清晰,袁筱一解释:“以句号为分界点,在一句话的单位里,译者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超出一句话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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