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两位法语翻译家:“摆渡人”的苦与乐

郑克鲁 翻译,还是要保留些“洋味”
    在译林名家之中,像郑克鲁这样同时集翻译、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相当之少。有意思的是,他还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的曾孙。走进郑克鲁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顶天立地、外形古雅、上了年岁的木质书架,和隔断上镶嵌的彩色玻璃,勾画出典雅气氛。满架图书,以及书桌上厚厚的法语资料,点明了主人专攻的术业。已出版了一千万字的译作,但他还是闲不下来,“脑子需要活动,日子不能白白过了呀”,他爽朗地说道。

    译《茶花女》,开头一定要吸引读者

    郑克鲁在70岁时动过一次心脏手术,所以现在一般不早起,晚上也一定保证休息,工作时间都安排在下午,翻译少则3—4小时,多则5—6小时,“否则不出活”。他说,现在手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重译经典和新译作品交替。华师大出版社马上要推出的《红与黑》、《八十天环游地球》和《局外人》就是重译,而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爱情小说史》则是新译。

    “我在‘文革’后才真正开始翻译,第一次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长寿药水》”,1981年,他的第一本译作《家族复仇》出版。

    上世纪90年代,郑克鲁开始进行经典作品的重译,原因有二:一是觉得以前的译本未能尽善尽美,有的甚至有错译;二是过去的译本随着时移世易而显得老化。“我的重译,注释比别人多,希望帮助读者多了解一些知识。”他选择的作品都是心目中第一流的作品,比如这次的《红与黑》、《八十天环游地球》和《局外人》。

    “《红与黑》以前翻译版本自然很多,其中也有好的译本,不过还是有可以探讨的空间,比如喜欢用现代已经很少用的词如“令堂”、“令尊”,动不动就用成语,不够确切。我想在这次重译当中有所改变。”

    “《八十天环游地球》在凡尔纳小说中最畅销,孩子们都爱看,里面的科学幻想比《海底两万里》来得合理。《局外人》是加缪代表作,文字简单而意蕴深厚。”

    郑克鲁先生最为广大读者熟悉的译作应该就是《茶花女》了。“作者小仲马文笔流畅平易,翻译成中文如何处理?我认为白开水一杯也不行,开头就一定要能吸引读者,读起来带点文采,所以我就用了两个成语“笔下生花”和“平铺直叙”,译文就是:“我的见解是,唯有悉心研究过人,才能塑造人物,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由于我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看来作为资深翻译家的郑克鲁先生也颇有市场意识,很为读者和销售考虑。

    一页译文中,相同形容词不能出现两次

    不过,身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摆渡人,郑克鲁对于“信”“达”“雅”标准的把握,毫不松懈。“‘信’是最关键的一条,要求翻译者完全理解原文,玩弄词汇糊弄过去是绝对不行的。读着好像很顺畅,但违背原意。尤其是《第二性》这一类理论著作,涉及众多学科,充满专业术语,首先就是要‘信’。翻译中用的成语,不是要用最漂亮的,而是用最贴近原文的,否则就会离原文远,不够忠实。”

    说起翻译实务,郑克鲁就来了劲头,神情投入,手中不断挥舞比划,流露出了讲台上的气势。

    “翻译不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外语不够好,没有能完全吃透原文的意思,导致翻译脱离不开原文,一股翻译腔;其次是中文不够好,理解了原文但用中文表达不出来。翻译的精准,很大程度上因为中文好,所以杨绛曾说,一到翻译时就感到自己词汇不够用。”郑克鲁给自己规定,一页译文中,相同的形容词如‘漂亮’不能出现两次,下次出现就要回避,用同义词代替。“对于一个词语,最好能够掌握它的十个同义词。成语掌握也是越多越好。”

    郑克鲁对当代语言的敏感也是让记者惊叹的地方,他说:“我的翻译,能用的地方就尽量用当代语言,照顾到青年读者的用词习惯,让他们有亲切感。网络上的‘给力’之类还不敢用,不过‘眼下’‘当下’这些有点时代特色的词完全可用,现在青年人多说“立马”少用“马上”,我也尽量吸收。”

    郑克鲁钦佩老一辈翻译家傅雷的翻译,“他能够、也敢于用大白话,词汇用得多,尽量不一样,他很注意这一点。”

    法语和汉语不同的一个地方是,前者多关系从句,句子长,甚至会出现十多行的句子。他认为,“还是要翻译出些洋味来。如果太迁就现代人口味,没有长句,都改短句,读者反而觉得不像外语小说。”汉语从“五四”以来也渐渐受到逻辑性强的英语、法语等外语影响,读者也在不断吸收新句式中。他举例说:“以前我们学翻译的时候,碰到“如果”一定要放在句子最前面,现在,我觉得放在句子后面也挺有洋味,读者也能接受。”说着,他露出了有点顽皮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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