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丽娃河畔走来的作家”，因为他是华东师大作家群的一员；北京评论家贺绍俊称他为“从《雪庐》走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许更鲜明地指出了他的文学特征：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作为创作的主要标的。他在“文革”期间当知青时就开始写作；他气质儒雅，从他身上能感受到厚重的东西；他关注并涉及的写作范围很广，从文学、文化到音乐、艺术、社会问题，甚至世界时局和金融问题也有所涉猎，他就是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原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颙。“五一”前，《收获》将发表他新写的长篇小说《缥缈的峰》，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会出版此书。接受采访时，孙颙分享了他的小说创作经历，谈起创作，他说他“从自己写到他者”。

　　知青生活

　　孙颙透露，《缥缈的峰》写了四代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追求。从辛亥年间的知识分子，一直写到“80后”。“主要是写当代，把过去作为人物命运的背景和故事发生的缘由。”孙颙说，“写当代生活着眼于复杂和新鲜。例如，把黑客与商战纠葛起来写，几位数学高手卷进了数字时代的焦点。谈及新作，孙颙希望这部小说体现了目前的艺术追求，尽量写出当代生活复杂的人物和丰满的故事，同时努力包含有启示性的哲理。这是他沿着从写自己到写他者迈出的又一步。

　　孙颙说，多数写小说的人都是从写自己开始，然后进入写自己比较熟悉的故事和人，他最早写的就是自己的知青生活。“1974年时，上海出版社的招待所里面有王周生、我、叶辛、张抗抗等知青写作者，我和王周生从上海农场过来，张抗抗是黑龙江的，叶辛来自云南。我们一开始都是写自己。”孙颙写自己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同行和好友眼里，在农场工作生活的那段时间，孙颙似乎从没有以泄愤或者控诉的态度参与知青文学运动。到农场不久，孙颙就被任命为一个大班的班长。“那时我干活拼命，谁干活拼命就当头。那个时候当干部就是吃苦，我一直当到生产连长。别看我现在文质彬彬，所有苦的活我都能干。”孙颙笑言。1972年，在农场干活的孙颙把身体累垮了。“那个时候是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为榜样，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休养了11个月，在那11个月里，我读了大量历史的书籍。”孙颙说，就在那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个懵懵懂懂、盲目、头脑发热的年轻人。

　　1976年初，当时市里想组织一个以批判大官走资派为目标的创作组，领导要调孙颙去。这对他而言是诱惑也是考验。那时大家都是知青，被上面看中就可以离开农村，但孙颙对“文革”和那些新贵已经有批判的意识，他用了“拖延战术”，坚持不去报到，一直拖到“四人帮”粉碎。

　　冬的回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孙颙告别了他曾经生活过10年的崇明前哨农场，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孙颙曾说：“在社会中度过了长长的喧嚣的日子，才明白，宁静的校园生活是何等可贵！”1978年进入大学后，除了上课，他就忙着去图书馆抢座位。“文革”期间，由于没什么可阅读的书，刚进大学的孙颙就日夜泡在了图书馆里。那里有许多“文革”前出版的书，都是他曾经想也不敢想能读到的书。大约半年后，他的心却不安静起来，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渐渐占据了头脑。他想写一部关于同龄人命运的小说。写他们从狂热参与“文化大革命”，到慢慢清醒过来的曲折的历程。

　　1978年夏秋之季，在华东师大校园里，孙颙思考着近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回味自己这代人经历过的林林总总。正巧，那年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一个月左右的社会调查。白天在市中心调研，趁学业不太繁忙，孙颙每天晚上就回五原路的老家写作。家里有个三四平方米的小屋，狭窄、斜顶，透气依靠直径仅半米的圆形小窗，但这成了孙颙的福地。每天吃过晚饭，他就躲进小屋，至少写5000来字才肯上床。二十多个长夜一天不歇，终于在冬天，第一部长篇小说《冬》诞生了。

　　这是一部批判“文革”的作品，当他拿着那叠写在粗糙的方格纸上的小说，去找几位文学编辑，询问是否达到出版的水准，得到的答复基本都是：小说具有感人的力量，但是，涉及不少敏感问题，目前出版有困难。面对接二连三地摇头，孙颙有些气馁。

　　1978年岁末，孙颙意外听到一个消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领导韦君宜和屠岸到了上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寻找几部“大胆”的新作品。在一个寒冷的雨夜，孙颙忐忑地把小说送到了他们在上海的下榻处。原本以为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却意外在1979年初就收到了回信，信里充分肯定了孙颙的那部长篇小说，并邀请他去北京参加中长篇小说的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孙颙认识了王蒙、陆文夫等前辈，并从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获得了众多的教益。

　　回到上海，又折腾了大半年，孙颙才终于拿到装订成册的《冬》。这是他的第一本书，是文学道路真正的开始。1988年，孙颙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尽管那时他已出版不少小说，但那里收藏的他的著作只有《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