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编这本《孙颙创作评论研究集》的缘故，我跟孙颙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和接触。这让我对“文如其人”一词有了更深的理解。
　　孙颙担负着众多的社会角色，但我想，他最基本且最钟爱的身份，依然是一位作家。尽管因为种种现实的限制，他只能在业余时间写作，但这似乎更加深了他对文学的挚爱和对创作的欲求。文学创作于他，是一个顺乎心性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因此，他的创作随性自然，而他的个性和特点——宽厚、率性、博闻、善思，也都一一体现在了作品中。他的作品，是明其心、见其性的。
　　1978年，孙颙考入了梦寐以求的华师大中文系。那个年代，学生创作的风气还远未形成，但他似已发现自己对于文学创作的倾心，那种创作的冲动来自内心的召唤。他就此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一晃这么多年白驹过隙，他几乎从未停歇。
　　对于孙颙的创作，最为显著也是公认的一个特点是多样化——他的作品体裁从小说到散文、时评，题材从知青文学到城市文学，在创作手法上他更是多方尝试。但这样的多样纷繁并没有给人以杂乱或是刻意之感。事实上，这正体现着孙颙对于文学和生活不变的探索和热情，也与他善于思索的特质休戚相关。所以，虽然“多样”，但孙颙的创作存在着一条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却有内在联系的线索——他的才能在于总是能写出符合他其时所思所想的作品。
　　这从他不同人生阶段的创作往往会关注不同的内容、探究不同的主题可见一斑。
　　《冬》探究的是青年一代在“文革”中所经历的困惑、反思和觉醒，是孙颙早期反思历史、追溯往事的代表；《雪庐》、《烟尘》和《门槛》三部曲，则在一个宏大的结构下，勾勒出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集中体现了孙颙关注的知识分子题材；《拍卖师阿独》中，孙颙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塑造了一个在现代社会打拼的人物典型；而《漂移者》又把触角伸向了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他熟稔了一种题材，却会在这个当口转而一变地去尝试一个新的领域。而这正反映出孙颙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改变，关注点和兴趣点的变换，他顺乎了自己爱尝试新领域、关注新事物的心性，将创作与自己的人生阅历结合在了一起。就像他自己说的，《冬》的故事其实是他当年自身思想转变过程的同构，《雪庐》的题材与自己的家族史有关，但其中包蕴的感情则完全是自己个人的——在那个阶段，他所寻求的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雪庐》乃至后来几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中，他的寻找似有了结果。《拍卖师阿独》、《漂移者》记录了他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元素和原型，而当我读到他多年前的短篇《摊牌》时，更是称奇——故事中所写的桥牌高手和对于桥牌的理解，一看就知是源于他自己多年对于桥牌的琢磨！米兰·昆德拉曾说，文学人物是“实验性的自我”，而“作者通过一些实验性的自我(人物)透彻地审视存在的某些主题”。孙颙正是将自己“化”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中，于是这些不同的文学人物其实代表着他的某一面，他的作品隐含着他某一刻所要探究的主题。
　　创作“多样化”固然有利有弊，正如有的评论家担心这样的尝试会令他的作品不能成其系列，或是在某一个题材上挖掘得不够深入。但这样的创作特点又恰恰让孙颙能不拘一格地感知和捕捉到新的时代特质，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浓厚而鲜明的时代气息，或者说有着某种引领和先知的作用。比如当年的《冬》可以说是最早反映“文革”的文学，而《拍卖师阿独》和《漂移者》　在题材上的开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多样化的创作特点造就了孙颙的“广度”。就像有媒体所总结的，他是一个思想者。其实，他最可贵的还不在于“能思考”，更在于“敢思考”。这在他的《思维八卦》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正如有评论认为的，他的作品常常思考一些人生基本的大问题，而一般人往往对此却步，觉得不必或是不敢对此进行自己个性化的探究，但其实人有时是需要一些终极性的思考视野的。他因此而创了“思辨散文”一体，在我看来，他是寻到了一种与自己的风格特色十分相契的创作形式。
　　对这个世界多方探索的广度和对于人心世情深刻的认识，与孙颙本人的特质密不可分。凡阅读他这一路走来的作品的人，定能感受到他的作品是他心境和人生经历的影子。我想，他对于文学如此挚爱，或许也是因为文学对他而言是一个可以慢慢搜集、探索、袒露自己内心世界的平台。“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马克思语）孙颙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是顺乎他心性的，所以这一路走来，他有过集中的创作期，也有过相对的中断期，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文学的追求，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不能停的，即使没有具体的创作，我也要不断地积累、沉淀”。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靠着手中的这支笔默默梳理着自己人生的脉络。相对于许多职业作家而言，他的写作时间很有限，但正因为写作对他至关重要，所以他会觉得“每天晚上回家即使再累，若能写上哪怕是五百字，这一天也没有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