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SOS的目标主要是来自南湾地区炼油厂的含硫烟雾。当时，西部石油和天然气联合会已经推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出来反驳有关石油燃料禁令的提案。他们并不喜欢这些他们看来可怜的无知女人。联合会副会长费利克斯·查普利特说道：“这个组织不了解烟雾的真正起因，也不知道石油燃料给我们南部的经济带来多大的增长。”这是对SOS组织很大的轻视，但不是最后一次。关键的投票或者会议前，女士们手中挥舞着电话听筒，就像在社区使用扩音器一样，同时用上了老式的连环信之类的招数（通常指在一封信里写有恶毒的诅咒，包含“如果不转发就会如何如何”之类的字眼——译者注）。每一位成员都会给决策者写一封信。然后，她们打给其他十位成员，要求她们重复这种努力。这样的结果经常是形成一种雪崩式的“反烟雾邮件潮”，并最终影响了决策过程。SOS领导人也变身为她们自己的发言人和坚定的专家。在推动燃油禁令时，她们不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西部石油和天然气联合会自相矛盾的观点上，还引用了美国癌症协会的一个预测结果：“如果目前的趋势（空气污染）继续，将会有超过100万美国学龄儿童罹患肺癌并因此死亡。”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区的石油工业在那时已经大幅度地消减了从烟囱里排出的废弃物。SOS还发动了广为人知的改革运动。这些运动让企业家们怒火中烧，摆出了防御姿态。很快地，政治助手、县律师和其他的烟雾行家都想方设法地想要与这些“女斗士”合影。

　　名声对她们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SOS军团就经常拖着她们十分不情愿的孩子参加如马拉松比赛般的规则制定会议，欣赏这个日益精彩的光影世界所营造出的美好画面。后来，她们机智又幽默地调侃着空气污染。1964年在大使酒店举办的题为“令人扫兴的二十一岁生日晚会”上，SOS展示了一个富含糖分和象征意义的骷髅蛋糕。（几年以后，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在这次庆祝活动发生地不远处被暗杀。）所有这些招数都来源于一间位于日落大道的归档办公室。

　　要想从傲慢、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媒体那赢得信誉，女人们就得像经营小本生意一样小心翼翼。那个时代的女人一般不参与公共事务，也不经常活跃在聚光灯下。SOS的会长阿夫顿·斯莱德夫人在1965年反驳了《时代周刊》赋予她的“烟雾女士”称号，并认为人们早就应该对之进行反思。“一个带着灰色面纱的小老太太整天搅和着听证室，这种描述是有误导性的。”她说，“参与这场烟雾战争的有很多怪人，但是我们要申明我们并不是。”当时女性在美国社会的传统作用只是打破家庭生活隔膜，尽管这些女性团体获得了不错的声誉，但参与环保事务却在她们的个人关系中引起了摩擦。一位奥兰治县的叫琼·萨默斯的家庭主妇（也是SOS成员）证明了这一点。她说一些成员的丈夫或者男朋友因为她们花在组织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而表现出烦躁或者嫉妒的情绪。据称，一位丈夫甚至给他的另一半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选我，要么选烟雾，宝贝！”这位妻子最后的选择不得而知。另外，SOS的普通成员很少有直接面对情绪激动人群的经验。每次在公共场合发言，萨默斯都认为民众能够听到她由于紧张引起的膝盖抖动的声音。相比较而言，指派她三个5～12岁的年幼儿子去拍排放废物的飞机和汽车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