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决定与荷兰情报部门（BVD）合作，由他们的情报工作人员搜寻适合的人选把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带回苏联。1958年，中情局方面补贴了50位荷兰情报人员（BVD一共有691名雇员），这些人员都接受华盛顿方面的训练。美国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迹显示，这件事情是由美国方面干的。

    1958年9月，第一个俄文版《日瓦戈医生》以海牙莫顿出版社的名义问世。200本书首先送往华盛顿，其余分发到中情局在西欧的分支机构，200本在法兰克福，100本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伦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运往布鲁塞尔。这些《日瓦戈医生》不能在美国馆分发，最终中情局找到了和美国馆相邻的梵蒂冈馆。梵蒂冈馆的名字叫“上帝之城”，苏联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里秘密建了个小型图书室。由中情局资助的《日瓦戈医生》就在那里分发给苏联人。拿到书的苏联人将蓝色的精装拆掉，把书页分开，偷偷摸摸带回家。“行动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备忘录写到。

    但有一个问题是，中情局原先设想的是荷兰海牙的那家出版商会跟帕斯捷尔纳克的米兰出版商签订出版合同，这样可以证明在布鲁塞尔出现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荷兰人印的。但他们没有签订出版合同，在海牙印刷的这批《日瓦戈医生》是盗版。拥有《日瓦戈医生》版权的意大利出版商得知在布鲁塞尔出现盗版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后，非常愤怒。幸好怒火没有将中情局牵涉进去。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家评论简报》首次把《日瓦戈医生》的印刷与中情局联系起来。《国家评论简报》是《国家评论》给订户的一份简报，这份保守派杂志由小威廉·伯克利创办。一位写作者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医生》被秘密地运到梵蒂冈馆，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说在莫斯科的秘密传播，以及中情局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在苏联，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的消息也很快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那里。还是在9月，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巴黎的一位朋友信中说：“原版《日瓦戈医生》真的问世了？很多前往布鲁塞尔的观光客似乎看到了。”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备忘录显示，中情局认为《日瓦戈医生》很显然影响了苏联人。而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在压力下宣布“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日瓦戈医生》成文化冷战一部分

    中情局方面精心指导其情报人员鼓动西方游客跟他们遇到的苏联人谈论文学和《日瓦戈医生》。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需求越来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简装本《日瓦戈医生》在巴黎出版印刷，上面显示的出版社是巴黎的Société d'Edition et d'Impression Mondiale，这是一家苏联流亡者创办的出版社，当然得到了中情局的支持。中情局的记录显示，这些《日瓦戈医生》部分通过中情局情报人员与在西方的苏联观光客和官员接触时分发，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分发给苏联和东欧学生。

    在维也纳“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中情局方面分发的“禁书”共3万册，包括用14种语言发行的《1984》、《动物庄园》、《失败的上帝》和《日瓦戈医生》，其中《日瓦戈医生》除了俄语版，还有波兰语、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和中文版。事实上，在维也纳的大会上，克格勃已经注意到了禁书的分发情况，学生的一举一动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但这些苏联的监视者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宽容，他们对学生们说：“拿着，读它，但别带回家。”

    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曾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根据《文化冷战》一书介绍，资助书籍出版是中情局的重要工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情局在50年代-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还出资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文化冷战》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情局资助的名单：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马尔罗、克里斯托、罗素、柏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波洛克等。奥威尔小说《动物庄园》的动画版改编，中情局就涉入其中，并积极出资对改编予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