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宜与施老开始通信的那年，施老已八十高龄，按年龄的差异而论，可谓她这个助理教授的祖辈。从施老有求必应的诸多琐事不难看出，康宜有一种亲近长辈和耐心服务老人的特质。应该说，这与她从小在台湾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以及“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传统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她初来美国，即与她家张先生深受一位美国老妇人仁慈的照顾和接待。这位老人名叫Edith，她待康宜如自家孙女，康宜亦视她若亲祖母，后即以Gram称呼。在她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中，康宜有专章叙及她与Gram相处的往事，并译介了Gram的诗作。也许是这种与老人亲和的倾向使康宜在平日与老人特别有缘，以致在她的老人缘链条上派生出可作为佳话传阅的文字交故事。她与百岁老人张充和多年的亲密交往已以有关充和书法作品和昆曲演艺的两本书为众所知，无须我在此赘述。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从北山楼到潜学斋》新作，就是康宜与施老的文字交谱写的另一佳话。

    从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出，施老与康宜的互寄赠书属于投桃报李的礼尚往来，他并非单纯的受者，甚至是过量的与者。他为康宜搜罗才女遗作，特具发潜德幽光的用意，更满怀远播芳泽的热情，若不是受到邮寄不便的限制，他肯定会送给康宜更多的此类书籍。康宜从施老处得到的明清才女作品或属稀有版本，或属施老个人的珍藏，或为他托人在别处复印，其价值远重于可花钱从书店买到的英文书籍。像《戊寅草》《众香词》等稀有版本，对康宜后来写《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一书和编选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那一大厚册英译诗词选，其分量之重，帮助之大，只有当事人康宜自己有真切的心领。

    我发现施老给康宜寄书，常喜欢托顺人捎带，他周围有不少去美国出访者都让老先生拉了给孙康宜带书的公差。我在1994年受聘去耶鲁教书，临行前即收到施老从上海寄来的书籍，托我给康宜带去。我那时并不认识施老，也没读过他的任何作品，觉得老先生此举实属多事。上海到康州本有邮路，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采用前现代社会的做法？最近翻开康宜这本新书，披览了他们的通信，我才看出，施老拿这种“前现代社会的做法”烦劳他人，实在有他难言的苦衷。他的琐碎是由于他实在不宽裕。他在信中告诉康宜：“现在一美元兑人民币八元，我的工资每月不到100[美]元，比一个女侍者还低，知识分子是最贱的人民。”（1994年1月23日）在另一封信中更直诉其拮据的窘境说：“我有一本《唐诗百话》……本来我应该送你一本，只因航空邮资付不起，故至今未寄赠，不怕你见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穷，和他的知识成反比例的。”（1988年7月26日）读到这一段，想起1994年那件往事，我不禁嗒然若失，暂将手中的书本置于案头，为逝去的前辈学人发一声长叹。施老虽有幸历过浩劫，硬撑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年代，无奈他已是风烛残年，生财乏术，仍受困寒酸，难免显得人穷气短。不管他多么学富五车和著作等身，读到他与康宜通信中频频计算邮资和书价的流水账汇报，总是读得我有点心酸。

    我2000年夏去南京大学开会，路经上海，在那里交游数日。康宜托我代替她看望施老一趟。那是个闷热的晚上，好友L带领我走进北山楼，算是我初次拜见施老。他的居室并不宽敞，空气也不太流通，有点发霉的气味。施老一副怯寒的样子，衣服还穿得较厚。他已接近全聋，我大声喊着对他讲话，他也听不清楚什么，于是只好与他简单地笔谈。我站在他身后，一瞥他颤抖写出的字迹，揣摩着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昏暗的灯光下，我奉上康宜送他的礼物。老人显得很感动，瘦削的面孔依稀有某种女相。他已无能力流利地说话，但还是能从面容上看出他对康宜的感情很深。

    这也是自施老2003年去世后，康宜一直视他为恩师，常翻阅他的著作，说是准备写点有关文章的原因。施老的四窗学问——金石考据、文学创作、古典研究以及外国文学译介——涵盖面较大，对专治古典诗词的孙康宜来说，从他的旧体诗做起，自然顺手而得体。再加上那些诗作又是施老遗作中不太受重视的部分，康宜更增添了发掘这位“被发掘者”的兴趣。收入此书下辑研究篇的论文就是她钻研施老诗作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