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我读《日夜书》感觉它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作品，同时很有现实性。

    韩少功：它是一本献给命运的书。往大里说，每一代人的命运也许都是悲欣交集的，沉重中有温暖，严酷中有微笑。因此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每一代人对其他代际的命运故事都不会特别陌生，甚至互有同构性。如果没有这种同构性，文学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有兴趣听他人喋喋不休说一些与我们无关的琐事。我们愿意倾听，是“他人”多多少少藏有“自我”的影子，前人或后人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我们人生的预演或重演。

    插队和乡居联系起来了

    南方周末：你现在住的乡村和你当年插队的地方是很近吗？

    韩少功：对，是在同一个县，但是不同的乡镇而已。汨罗县，现在叫汨罗市，一个县级市，因汨罗江得名。这条江的上游是杜甫的死亡地，下游有屈原投江之处，一条江牵连两个大诗人。台湾的余光中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就是对此深为感叹。当年我下乡插队在这个县的一个茶场，在《日夜书》里托名为“白马湖”。

    南方周末：你插队时候的农村和今天的农村你觉得它有什么变化？

    韩少功：变化当然很大了，特别是在物质层面，生产工具、生活水准、交通条件等都不可同日而语，建筑、服装、饮食等各方面的变化也很明显。以前的山村里很闭塞，现在我可以宽带上网，同城市里的感觉一个样。但变中也有不变，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说办红喜事变化很大，很多礼仪和游戏是从城里学习去的，但是办白喜事即办丧事，传统的形式就相对多得多，做道场、唱傩戏、唱夜歌等等，基本上还是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那些。乡村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总是要比城市慢一拍。城市与乡村都处于文化杂交状态，因生态、生产、生活等条件不一样，这种杂交和那种杂交还是结果有所区别。

    南方周末：你后来为什么又要跑到那样一个地方去住？

    韩少功：最开始只是想逃避城市里的很多应酬和会议，到那里以后，发现自己可以更多地接触自然，参与劳动，与文学圈以外的群体打交道，也是一种很爽的活法。都市生活从好的方面来说，人多，机会多，财富多，信息多，如果是一个商人的话，你不在都市里打拼，那你可能是找死，因为你的主要购买力就在这里，主要的机会空间在这里。但都市生活也有很不人性化的地方，比如把人和自然分割得太远，生活节奏过于紧张，生活成本太高，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人们一放假，到了什么黄金周，就发了疯似的开着车要死要活地跑到深山老林山南海北去？人就缺了这个，就是很想念这个。相比之下，我在乡下能每天与植物打打交道，与动物打打交道，跟山川日月打打交道，其实是有点奢侈的。

    南方周末：你第二次住在农村和当年插队，你和农民的关系有何不同？

    韩少功：我现在下乡，不参与他们的资源分配，与他们没利益冲突，何况还能力所能及地帮帮忙，因此与他们的关系很好。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有利有弊。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了解的深度就相当有限。相反，有时候吵架了，打架了，就可能看到更多生活与人性的真实。1997年我在海南琼海市挂职，最喜欢随同信访办的人下去调解纠纷。闹纠纷的时候，当事人谁都不客气了，真话全说出来了，与平常客客气气说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客气和友好有时候也形成一种掩盖。

    南方周末：通过两次在农村生活，你觉得这两个阶段能联系起来？

    韩少功：这中间有断有续，也有一个互相的激发，比如说以前我在当知青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许已经淡忘了，但是突然新的某种机缘，又把你已经沉睡的记忆苏醒、激发出来了，或者以前理解的不那么深的东西，突然在一种新的东西参照下，会理解得更深一些，把以前的记忆救活了。这也是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我只看到现在的农村，没有当年的那种农村的比照，我对现在农村的了解也许会比较肤浅，而你有几十年前那种尺度，两相比较之下，发现它这个东西过程是怎么来的，也许你会对农村了解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