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内在的生命力在哪里

    南方周末：你当年插队的时候感觉到农村的那种困难和今天农村的问题，分别是什么？

    韩少功：当年主要的问题好像是一种物质上的贫困，这种压迫是特别强烈和尖锐，但就精神层面而言，还有一个传统的惯性在推动，在支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一类判断比较容易取得共识。虽然有一些政治泡沫，但在泡沫之下，在基本价值观方面，大家好像都还是很明确的。父亲对儿女说的话，母亲对儿女说的话，都是恒定的，明确的，价值观不含糊的，比如大家都看不起好吃懒做，也都注重节俭，如此等等。眼下的乡村在物质层面上大大改善，像我住的那一片山区，80%的农户都盖上了新房，很多家居设施与都市居民没什么两样，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空调器、抽水马桶等都有了。但现在农村更多纠结的问题出现在精神上，比如说一种真空状态，一种混乱状态。“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这一类现象在以前不可思议。以前爱劳动的孩子就是好孩子，但现在这方面是有争议的，有时候爱劳动在很多人看来是傻和无能，似乎真有本事的人是不用劳动的。为什么这些年宗教在乡村很活跃？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来填补空白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和其他地方差不多，也是年轻人都出去了？

    韩少功：在我居住的那里，大约三分之二的中青年都出去打工，这也造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缺乏人力资源，很多传统文化活动后继乏人，很难形成凝聚力。文化的断层和空洞现象很严重。在另一方面，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一是务工，二是政府补贴，都是外输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还面临极大的障碍。这就掩盖了一个问题：乡村内在的生命力在哪里？有些专家说“城镇化”，说要把一大半农民变成市民，但据我观察，除了少数老板和工头有这个可能，大部分农民务工都是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其收入完全无法支撑高成本的城镇生活，别说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买了房子也过不下去，因此最终他们还是要回流乡下。凭借他们的技能素质和抗风险能力，他们还是觉得乡下一块土地最可靠。企图复制欧美国家城镇化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在很多地方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学舌而已。

    南方周末：现在农村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了。

    韩少功：是这样，这是工业化的一大代价由农民来承受。大陆的情况不同于台湾。台湾就那么大，就算在南边打工，晚上也不难回北边的家，因此他们的家庭、家族、社区相对来说要完整和稳定得多，每个村子里都是烟火很旺的。但大陆纵横几千里，打工者充其量可以春节回家团一下圆，平日里就是“空村”、“空巢”现象，不仅对留守儿童，对外出的和留守的其他人都留下了心理伤痕，也增加了生活的成本和困难。社会学家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问题，对新农村建设有更深入的思考。如果不能培育出农村内在的生命力，那么就像一个乡干部对我说过的：农村么，一是兵源提供地，二是农民的养老基地，此外再无任何意义。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新农村”，对不对？

    南方周末：你觉得知青生活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对你这一生来说？

    韩少功：虽然我当年在农村觉得度日如年，活得垂头丧气，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村经验其实让我受益无穷。最重要的，是让我对社会有一个更立体化的了解。否则我从校门走向机关门，只有一种中上层视野，只同知识分子、官员、商人混，是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比如你了解老百姓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是最大的国情，他们的生存情况和思维情况等，构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参照，可以比照出理论或政策的得失。你还可以从老百姓那里发现丰富的智慧。中国的极左也好，极右也好，都不是老百姓造成的，都是知识界里的教条主义造成的。老百姓99%的人并不僵化，并不简单化，并不口水化和情绪化。我在最近这十五年接触过县乡干部，还有能工巧匠、家庭妇女、老弱病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同他们聊一些事情，发现他们倒是比很多知识分子通透得多，务实得多，甚至有趣得多，决不会非此即彼地贴标签。他们的说法都有生活经验的支撑，不是人云亦云贩来的。相反，有些知识分子的脑袋在书本里，不是在生活实践里，读了100本书然后产生第101本书，这怎么不出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