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观察，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常常会引起连锁反应的效果，而这种“连锁的反应”乃是研究文人传记最宝贵的材料。例如，八十年代开始我和施老的通信无形中促成了他和老朋友张充和女士之间的通信。他们早在三十年代末就互相认识了，当年正在抗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都流寓到了云南，施蛰存也只身到了云南大学教书。正巧沈从文先生就住在云南大学附近的北门街，有一天施先生到沈家去参加曲会，那天正好轮到充和女士表演清唱，所以彼此就认得了。后来经过半个世纪，居然还能以通信的方式重新叙旧，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作为他们的后辈，我很愿意为他们两位老人家服务，我告诉他们，凡是转信、带话之类的事对我都是义不容辞的。同时我也能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学到许多上一代人的宝贵文化。我一直难忘1989年春天施先生托我转送的一封信，那是在沈从文先生逝世将满一周年时，他因收到充和赠他的一个扇面，感慨万千而写的回信。

　　两位老人之间的通信之所以特别感人，乃在于彼此曾经在战乱时期炮火纷飞中有过共患难的经验。三十年代的昆明乃为一文化大本营，当时知识分子之间所建立的那种坚固情谊，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息息相关。那是一种终身不忘的情谊。

　　最让我动怀的是，施老与充和两人的交情一直延续到下一代的师生传承关系。在施先生去世四五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上海陈文华教授的来信，她告诉我，施老的另一位弟子沈建中正在编一部《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希望我能帮他索求张充和女士的题字。我接信后立刻赶到充和处。充和看信后十分激动。她那时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但一听说是老朋友施蛰存的学生要的题字，就立刻起身“奋笔成书”。她一直叹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老朋友离世之后，还有机会为他题字……”但她又说：“我今天写的，只是练习而已。你是知道我的，我每次题字，至少要写上数十遍，在纸上写了又写，试了又试，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之后，才能算数。你改天再来拿吧！”

　　一个星期之后，充和女士如期交卷。后来陈文华教授和沈君也都分别来信致谢。但在那以后许久，我一直没听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的出版信息。我当然知道，这样一部大书确实不容易写，也绝对快不得。心想：编者沈建中也够幸运，幸亏他要题字要得早，否则再迟一两个月就得不到充和的题字了。这是因为，近年来张女士身体大衰，早已拒绝所有题字的请求。尤其是，自从2012年春季张女士过百岁生日后，她已经正式封笔，而那张写字桌也已成为专门养兰花的地方了。

　　两个月前我终于收到沈建中所写这部《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的电子稿，很是兴奋。我发现，这是一部非比寻常的大书，编写历时十五年之久（即在施老生前已经开始编写），全书共得百余万字。最令人感佩的是，沈君白天在金融界上班，长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对近现代文化、学术和文献文物的研究。目前他的专著已出版有九种，并编有二十多种与学术文献相关的书籍。但他自认最勤、最用力的就是这部为施老所写的《编年事录》。此书投入精力之大可谓空前。从头到尾，沈君力图精耕细作，他虽采取传统编年的纪事方法，但却很巧妙地把施先生的个人经历放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大框架中来展现。所用的材料，除了施老自己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之外，还广泛涉及地方史、校史、报刊史、出版史、抗战史、反右史、“文革”史，以及许多与施先生交游者的信件、笔记、年谱等。此外，书中还有多处反映沈君个人的思考和刻意探究的史实，比如：施蛰存与鲁迅、茅盾等人的关系，1933年后他不断受到围攻，抗战远赴内地的情况，反右前的“疏忽大意”等等，一切给人一种包罗万象的充实感。可以说，这是一部以“编年”形式撰成的翔实“传记”，也是供给二十世纪“文化记忆”的宝贵资料库。我想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从如此庞大的《编年事录》中挖掘出他所想得到的资料和信息。

　　以我个人为例，我目前最想考证的就是有关施蛰存于1937年逃难至云南的旅途经验，以及他对那段经验的文字描写。我所熟悉的施著《浮生杂咏》正好以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作为结束——最后一首（第八十首）写道：“倭氛已见风云变，文士犹为口号争。海渎尘嚣吾已厌，一肩行李赋西征。”“自注”也清楚地解释道：“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毂，受熊公聘。（康宜按：熊公指熊庆来先生）熊公回滇，而沪战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从此结束文学生活，漂泊西南矣。”那个自注很有诱惑性，使我更想探寻他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心灵活动。

　　有关施先生的逃难经验，我不久前又重读他的　《北山楼诗》，已颇能探知一二。我读到《辰溪待渡》《沅陵夜宿》等生动诗句的描写，颇能想象他当年作为一个逃难者，那种思虑重重、十分焦急的心境。然而诗歌的语言究竟是富有隐喻性的，如果没有其他可靠的现场资料，很难真正把它放在现实的框架中来研究。我至少必须弄清楚，究竟那些有关“漂泊西南”的诗是哪月哪日写的？是否有可能把那些诗按时间排列？我想，只要有个大约时间的先后，我就可以对施先生当年所写的那些诗歌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可惜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