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办呢？德波顿首先援引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关于“幸福感和期望值的关系”的论述，来说服我们不要在工作和幸福、自我认同之间画等号：“我们通常不会因做事失败而深感耻辱，只有当我们把自豪和价值感寄托在特定的成就上，却没有实现目标的时候才感到耻辱”——好吧，只要饿不死，就让我们淡定一点不要对工作寄望过多吧。继而，他援引马克思关于劳资斗争你死我活的思想来说明我们当下的处境是一百年前的工人无法比拟的——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够好了，夫复何求？这还不算，德波顿又劝我们不要在老板身上用情过深，应始终牢牢记住我们终究“只是实现利润的工具”。德波顿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奋起捍卫而是忍气吞声，某种意义上他说得没错，我们是工具，而工具自然是俯拾即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但我们毕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铁板一块的物件啊。德波顿倾向于在肉体上把我们视作资本主义机器运转中一些可随时替换的螺丝钉，但又指望着我们在精神上效法古人修炼成看破红尘超然于世的隐士和闲人。

    这就是德波顿的逼仄之处，他的思想中有一种守成而不是突破的定势，其对人心的慰藉是全然建立在“坚定地相信人生皆苦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宝贵财富”的信念之上，而不问如何从根本上疗救这种苦的。就此而言，他给出的“药方”是近乎致幻剂一类治标不治本的东西，这使他与其他汲汲于从源头探索和改善人类处境的作家比起来显得很是单薄。不过好在德波顿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厚重”的作家，从文化和审美角度来说，他谈古论今纵横捭阖，将旧事物翻出新花样，把乏味枯燥写得有趣好看，其文章本身是站得住脚，也是值得我们欣然鉴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