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当代文坛，有分析家还将加缪说成是“新小说”的始作俑者，罗布莱斯觉得此论不当。在他看来，阿兰·罗伯格里耶等鼓吹的“新小说”之“新”，在于抹煞故事人物情节，而加缪写作恰是以“人”为核心，表达人的命运，虽然笔致素净，但并不淡化情节，而是静水深流，更不排斥传统小说里的情感描写。现今，“新小说”派已将文学引进死胡同，而这不是加缪之过。
　　罗布莱斯并不觉得他的故知一生无过，毫不为加缪饰非。他谈到二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他们俩都在阿尔及利亚长大，对那片热土怀有难以割舍的深切感情。但是，罗布莱斯谴责法国当局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加缪不肯放弃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建立普鲁东式“联邦”的念头，实质上反对阿尔及利亚民众渴望的独立，甚至公开渲染阿方游击战的“野蛮”和“残酷”，扬言“恐怖分子”威胁到他母亲的生命。社会舆论指责他只顾维护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混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位真正的“正义斗士”。待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呈现不可逆转之势时，加缪依旧不改变立场，固执地转以沉默对抗。
　　罗布莱斯眼见的加缪是个真实的人，没有一些崇拜者加给他头上的光环。恰恰相反，他眼里的加缪在夫妻关系上也远谈不上严肃，屡越“雷池”，给妻子芳西娜造成情感痛苦。罗布莱斯自己坚持爱情应该忠贞不渝，但是，他也没有指责加缪之意，只是同情芳西娜罢了。至于说到加缪“反共”，特别是“反苏”，罗布莱斯既不否认，也不认同其对国际共运全面否定的偏激立场。
　　于今蓦然回首，跟罗布莱斯谈加缪的岁月已经相当遥远。眼下，法国哲学界新秀米歇尔·翁弗莱出来破关于加缪的“传说”。弗氏高调提出加缪继承法国传统的实证“生存哲学”，尤其不是一个认定世界无意义的“存在主义者”，坚持说这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查拉图斯特拉写作“淡而深沉”，旨在“支助人的生存”，无异于古希腊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他强调地中海的碧水蓝天和灿烂阳光催生了加缪自幼形成的现实感觉认识论，使他终生迫切追求自然地生存：以“阳光尼采抗拒夜阑黑格尔”。由此，加缪批驳萨特1943年发表的现象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坦言道：“这是对我们生活判断的离奇谬见。因为，我们是竭力从外界来体验生存现实的。”言下之意，加缪的哲理感觉基于对内心生活的忠实，即符合他自幼的实际体验，而非虚无。他要在构想世界时产生生存的哲学效果，实施狄俄尼索斯式的社会主义，正如他195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奖时发表演讲所说：“在我看来，艺术不是孤单的享乐，而应是一种感动最大多数人的手段，能向他们展示出共同痛苦与欢乐的鲜明形象。”
　　米歇尔·翁弗莱评论加缪时结合其生平，营造一种詹姆斯·迪安突遭厄运的现象，即加缪1960年1月4日乘车途中撞在一棵梧桐树上，猝死时身边还带着《第一个人》手稿……这一切都让我联想到罗布莱斯过去对我亲口谈到的加缪。不过，翁弗莱不曾与加缪有过交往，他在破除关于加缪的传说时，又在制造神话，将之拔高为法国20世纪知识界一位完美无缺的“圣人”。他反复突出加缪“无时无刻不忠诚”，譬如特别“忠于爱情”。这难免会让知情人哑然失笑，觉得他唱的颂歌缺乏几分加缪执著的“真实存在”。因此，评论家马克·里格莱撰文称翁弗莱的所作所为是“败笔”，将不愿为加缪“封圣”的萨特涂抹成“魔鬼”，论据“似是而非”。显然，有关加缪的争论至今仍没有结束。
　　今岁是加缪诞辰100周年，可加缪被排除在官方确定的应时纪念者名单之外。蓬皮杜文化与艺术中心称没有场地组织活动，原拟在普鲁旺斯-艾克斯图书城举办的大型加缪纪念展览也停办，对之寄予厚望的加缪之女卡特丽娜接到文化部等方面的停办通知，均未说明缘故。有人提出将加缪从外省卢尔马兰的墓地搬进先贤祠，有关当局不表态。加缪一双儿女都厌恶那座“可悲的怪庙堂”，说父亲酷爱自由，患有幽闭恐惧症，难在巴黎此等风水的去处安息。他俩都喜欢卢尔马兰，可以自由呼吸。那里山后有大海，大海那边是父亲眷恋的阿尔及利亚。
　　毋庸置疑，加缪是著作在全球阅读最多最广的法国现代作家。据悉，无论在印度和美国，还是在约旦、墨西哥和巴西，都有大量读者在关注他。他是位十分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生存主义者。然而，他洞悉西方哲学的缺陷，称之为一个排外的封闭体系，不失为可贵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