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小三线职工的回归，几位口述者不约而同的提到“人性化”一词。比如住房问题，归来者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大房子”，这在当时是令老厂职工也艳羡不已的好待遇。还有三线职工的户口问题。只要夫妻一方有一个上海人，全家户口都可以“连根拔起”迁到上海。一位崇拜上海的淮北女孩袁彩霞，因为嫁给了在小三线的上海职工，一两年后就随夫迁回上海。她回老家迁户口时，县里人惊叹“乡下户口怎么可以到上海去”。另外一个黑龙江女孩嫁给了一个上海职工，从而获得在小三线工作的机会。但是其后她又改嫁给一位当地的职工，自然在撤离时不能迁到上海。在口述者看来，这是对那个黑龙江女孩“过河拆桥”行为的“报应”。

    实际上，口述者们很少讳言上海相对于皖南和浙西山区的优越性。书中多处提到当地居民对上海的向往，他们模仿上海职工的穿着、饮食，甚至学会了说上海话。小三线撤离后，许多当地人投亲访友来上海打工谋生。此外，口述者们在谈论这段历史时，字里行间流露出重返上海的庆幸和欣慰，认为它有一个“圆满结局”。那些通过高考途径抢先“逃离”者，更是洋溢着一种胜利者的自豪。从这种情感基调中我们不难读出当年小三线生活的苦楚。今天回头来看，上海小三线前后持续近24年之久，许多人把青春献给了小三线。但问题是，对于当时人而言，小三线的生活似乎看不到尽头。袁彩霞随夫迁沪是她“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书中另一位口述者也提到，他以为一辈子要住在那里了，所以在遇到一处风景后跟同事戏称“我死了以后就埋到这里吧”。当时的政策是，死在当地的职工就地埋葬，不能运回上海。但是忽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们又戏剧性的活着回到上海的怀抱，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就不难理解。

    一边是深山，一边是外滩，将二者联为一体的不是美国的U2飞机，也不是国家领袖的睡眠问题，而是上海小三线人大悲大喜的人生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