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翻译、研究、教学——三位一体

　　作者：你的翻译之路是从何开始的？

　　郑克鲁：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又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先在中国文学所，后在外国文学所学习，师从李健吾先生，跟着他研究法国古典文学。我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他要求我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所以我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搜集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

　　外文组组长卞之琳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建议我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这对我是个鞭策，我由此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的动态，后来又系统地加以研究，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大师的先见之明，让我受益匪浅。

　　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期间，我看完了法文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90%的作品。所以，“文革”后，当《世界文学》复刊向大家征稿时，我很快递上了翻译的巴尔扎克的短篇《长寿药水》。这篇翻译处女作亮相后，又促使我马上翻译第二篇巴尔扎克的短篇《不为人知的杰作》，接着又连续翻译好几篇巴尔扎克的作品。1981年，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译作《家庭复仇》。

　　《蒂博一家》是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杜·伽尔一生心血的结晶，这部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主义巨著作为左派“进步作品”，在法国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受到推崇，苏联当时也全文翻译出版。故而“文革”结束后，国内学界也认为是最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我于1981年前完成了《蒂博一家》第一册的翻译，五年内出齐了四卷。这部曾给杜·伽尔带来殊荣的作品，也给我带来了荣誉。译作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肯定，而且，1987年法国文化部向我颁发了文化教育一级勋章。

　　作者：在我国译界，好的译家非常多，不过像你这样翻译、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还是很少。你编著的《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广有影响，特别是《法国诗歌史》更是独此一家。

　　郑克鲁：我在法国学习期间，不像有些同行那样热衷去拜访国外作家名流，出席各种文化招待会，而是倾心于收集宝贵的资料。回国时，我带回的众多书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译诗成了我的新爱好。因为，我始终认为法国诗歌是最优秀的，自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而且，法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比如阿波利奈尔、瓦雷里、魏尔伦的作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特别喜欢。1987年我回到故土上海，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法语诗歌翻译，后来结集为三卷本《法国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在学校里讲授并发表了一批诗歌鉴赏文章和诗论，后申请了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开始撰写《法国诗歌史》。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国诗歌研究者的好评。

　　我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较全面和详尽地论述了20世纪的法国小说，而且分门别类，弥补了国内空白。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以及其他作家研究基础上，我着手撰写了《法国文学史》(137万字)。至于《外国文学史》，则是我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汇集了全国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在以往有关的文学史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编写成的。这部文学史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多年来获得广泛使用，每年的发行量达到六至八万套。

　　4 重译，要比前人译得好

　　作者：多年来，你还翻译了《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名著，但我注意到，这些作品都是“重译”，能否谈谈，你是出于何种考虑？

　　郑克鲁：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建议译林出版社的领导李景端重译《基度山恩仇记》，因为我发现此书被删节了五六万字之多。后来他找到我翻译此书。《茶花女》则是他主动让我翻译的。本世纪初，译文社约我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傅雷先生的译本不错，另外这部小说在法国被看成二流作品。而当编辑又约我翻译《悲惨世界》时，我觉得这部小说较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为重要，已有的译本文字太老，错译之处也不少。我接受了。又后来，译文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我又拒绝了。因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我的翻译观念从一开始想挑选还未曾译过的好作品，逐渐发展到翻译有广泛读者的作品，然后又发展到主要翻译第一流作品。因为随着年事渐高，觉得时间紧迫，不能随便翻译。我觉得，重译是有必要的，一是以前的译本未必做到尽善尽美，有的甚至译文质量有问题，错译不少，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往的译文会显得老化，应该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