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普及到贩夫走卒、互联网覆盖至全球角落的今天，作为汉字文化圈内传统的历代碑帖印本，无疑已算得上绝对的“小众”。当然，比照那些把碑帖作为专门学问研究资料和精雅艺术鉴赏珍本的“高端需求”，仅就其用作一般书艺爱好者们平时临习练字的范本而言，则似乎仍可谓相对的“大众”。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协调、兼顾并最终尽量满足这“小众”与“大众”，便成了有关出版者理想中的努力目标。于是，继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陆续问世并渐获好评之后，上海书画出版社也开始推出“中国碑帖名品”系列（以下简称“名品”），从甲骨金文，简牍石鼓，秦篆汉隶，“二王”传本，六朝墓志，隋唐碑版，一直到宋元明清，名家墨迹，洋洋百种。虽定位普及，仍注重品质。原色精印之外，释文注解，历代集评，皆便参考。尤其是其中碑刻拓本，更充分利用各项资源优势，直接从原件摄取底本，用心经营，力求出新，似多值得关注者。今稍择其要，试为略说。

    “名品”所收碑版各本之前，均配印相关整张全拓，甚至还广搜原刻碑额及碑阴碑侧文字，一一随附。此举甚善，颇有意义。就整张而论，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系列中的《善才寺碑》《李广业碑》等，已间附“复元整本”，但每本之前都有整张全拓，恐当为“名品”的“亮点”之一。此不仅让人在一定程度上，乐享一册在手、基本都有之便利，更给有特别需要的有关研究者，增添了比较重要的基本功用。

    碑帖裱本，虽便庋藏携转，然原刻全貌，无从得见；甚至还有剪失错乱、涂描补苴之弊，夹杂其中。整纸则不仅能存原石原貌，以见通篇气势，且可考尺寸行款，并验泐损详状。正如清代叶昌炽在其金石碑版学名著《语石》中所说：“古人得佳碑，喜整装，既免脱落，且不失原碑尺寸，诚为善法。”而剪裱装册，则“凡碑文左行者，粗工不省，往往仍从右起，行字颠倒，不复成文。《醴泉》《皇甫》诸碑，尚有旧本，可为依据。稀见之碑，分条割字，偶失原序，前后即致舛午。剥泐之处，或仅存半字，或微露残笔，辄割弃如敝屣。分书行草，波磔飞动，或致跳行，或越文格之外，亦多割损，如伐远扬。”但是，整张也有麻烦：“非铺案挂壁，无从展阅。”施蛰存先生就曾在《水经注碑录序并后记》（收入氏著《北山谈艺录》，文汇出版社1999年12月）中谓：“所居北山楼，一小阁耳。四壁皆为书椟器具所障，无可以悬碑者，而余所聚皆整纸全拓，非几案间可展玩。则陈之榻上，伛偻审读之。虽疲累，有足乐者。”因此，叶昌炽的理想境界是：“余谓收藏碑版，须有两本：以正本整装，留原石制度；以副本剪裱，明窗静几，取便摩挲。”郑逸梅先生也在其《艺林散叶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4月）中记：“伊墨卿教人学汉碑，须备两本：一大轴，悬壁而视；一裱册，据案而仿。”可见无论是考究赏玩，还是临习摹写，最好都有两本。“名品”于此，能知兼顾。惜囿于开本，只得缩印，遂仅存整拓模样，而原石尺寸及全拓气韵，已无从获见。其实，除去那些丰碑巨制，像墓志之类本身尺寸就相对较小者，似可考虑依原拓原大，单张专印。而折叠后装入专门封套，或仍可随本附行。这方面的例子，前有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上海书画出版社先后印行的戚叔玉先生所编《北魏墓志百种》，许宝驯先生所编《隋唐墓志百种》；后有近年重庆出版社“张祖翼经典藏拓系列”中“魏碑（一）”二十一种，“唐碑（一）”十六种，其形式效果，皆妥善可观。如果这样，则“名品”中那件陈景陶旧藏的隋刻名品《董美人墓志》整张，其淡墨蝉翼精拓而成的“海内第一初拓”神韵，也许能在原大精印之下，更加尽显风采。

    “名品”附印之中，又有本身亦属稀见难得者，如汉《张迁碑》前那幅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清初旧拓，大概便是此碑现存整张中最早的拓本之一，弥足珍贵。又隋碑名品《龙藏寺碑》，其碑阳正文，虽然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明初所拓“张公礼未损本”，是迄今所见的最善之本，并屡经影印，但“名品”中黄小松旧藏的明末清初之拓，不仅淡墨精工，别见风神，更有当年同时所拓、而民国间文明书局影印时却未印全的碑额、碑阴文字，再加上此次又专门配补的伏庐旧藏清中叶精拓碑阴之额及碑侧文字等，几欲成此碑“全璧”，绝对值得和“张公礼本”兼收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