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较为完整的理论辩证、史事钩沉，这部晚年谈话录涉及许多世事人情、轶闻掌故，还流露着谈话者在著作文字之外的个人趣味与性格。书中的月旦评点、家世自陈，串联起来，可见现代思想学术、士林风尚的几分侧影：王元化回想90年代初的夏威夷会议，与林毓生相谈甚欢，终生订交，同傅伟勋则几番误会，不欢而散，使人旁观学人思想观点、性格气质的相斥相融；他纠正“北钱南王”的世俗议论，感叹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对其待人接物却有所保留；他讲述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感念从任铭善、熊十力、郭绍虞、汪公严、韦卓民等五位老师获得的不同教益，让人好奇宗教与革命、转变和师承间的复杂关系。此外，王元化自言脾气暴烈，多有楚人遗风；感佩陈寅恪、杨树达的才学识见；批评当下歪解《论语》，“很要不得”；不满有人误读武侯，“哗众取宠”，如是等等，性情自现。可以说，谈话虽录于病室，谈锋却贯通书里书外。言谈之间，学术人生的造因、渊源、机缘、际遇或隐或现，历历可观。谈话者本身不乏洞见，抑或有所执见，但都毫无矫饰，真正做到了“放开来谈”。

    这一系列谈话进行于王元化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许较多“悲观的心情和声音”，甚至听闻他自己常认为“人生最后阶段是悲观的”。但纵观其一生，怀疑之外，未必没有某种执念；孤独背后，或许仍存眷恋。时至今日，王元化常被奉为孤高的思想者来纪念，然而颇有意思，也不应遗忘的是，他早年的写作/革命生涯却是从“文学”开始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雨夜》、《南行轮上》、《出征》、《脚踪》等小说，气氛几乎近于鲁迅式的沉郁，背景大都带上黑夜、乌云、风浪种种意象。情节或许略显简单，情绪或许多为激烈，但真也贴切着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更动人处，则是沉潜兼顾，文字里有着“珂勒惠支的版画”，有着“住在我家弄口的孩子”。王元化曾特地附记：“小厨子，天津人，‘守门将’……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这些人在动乱的大时代里面，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愿他们现在都有意义地生活下去。”就像他晚年谈话所说：“不是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我，时代选择了我”，这些“大时代”里“实实在在的人物”应是其思辨之“激烈”与“沉潜”的真正原点，也是林毓生在谈话录序言中指出的，包括孙冶方、顾准等为之奋斗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因为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上，恰如王元化最为推崇的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