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格伦是瑞典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她笔下塑造了一批活泼调皮，无拘无束的“小坏蛋”，而这样的文学形象在之前的中国儿童文学里几乎找不到。1980年，任溶溶将林格伦的“小飞人三部曲”翻译到中国，深受读者喜欢。之后任溶溶又翻译了林格伦的长篇童话经典——《长袜子皮皮》。这部童话的主角皮皮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9岁的小姑娘，她天性喜欢自由，古灵精怪，常有奇思妙想，缺点不少，喜欢恶作剧，但更多的是优点，制服过坏人和恶兽，干了很多好事。这个个性鲜明、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得到中国小朋友的热烈欢迎，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
　　林格伦的作品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一股新风，结束了之前教训意味过重的儿童文学创作，而代之以充满儿童视角和游戏精神的全新的儿童文学。正如刘绪源所言：“渴望母爱与家庭(乃至社会)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林格伦的作品都贯穿着这两个母题，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是林格伦的这些作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林格伦的作品风格也与任溶溶“热闹派童话”的主张不谋而合。任溶溶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童话分为抒情派和热闹派两派，并引发了当时儿童文学界的一场争论，在争论的同时，儿童文学一直欠缺的轻松幽默和游戏精神也深入人心，由此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时代。这样的文学主张，上承张天翼，下启当下很多相似风格的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潮流的一个重要见证。
　　很多今天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都出自任溶溶的翻译，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和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这样孜孜不倦而又意义非凡的翻译工作持续了任溶溶的一生，甚至年过80，任溶溶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2004年，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由任溶溶翻译的最新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出版，并获得丹麦官方授权。这套《安徒生童话全集》字数近百万，难以想象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是怎样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
　　在我看来，这种辛勤的付出是源于一种爱，一种对儿童文学，对孩子们的深沉的爱。任溶溶说：“为了让小朋友和儿童文学作家多看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就译啊译，译得越多越好！”正是这种对于儿童文学的爱和使命感让他保持着如此惊人的精力和不竭的创造力！

　　“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

　　从翻译开始，任溶溶很自然地走上了自己创作的道路。长期翻译外国文学的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并学到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技巧，平时与孩子们的共同相处，又让他攒了一肚子的故事要讲，于是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他开始拿起笔创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任溶溶常到孩子们的集会上去讲故事，“外国故事讲腻了，很想针对孩子们的情况讲点别的什么”，由此开始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
　　《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是任溶溶的试水之作，在这个儿童故事里，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是故事设置的悬念，而原因则是三个孩子之间的争吵，故事最后落脚在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上。这样一个构思巧妙，颇具新意的故事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却招致批评，理由是这样随意不去开会的妈妈和调皮爱吵架的孩子的形象，在新中国都不具代表性。这样的批评让初尝创作的任溶溶颇受打击，从此偃旗息鼓，在此后的三年里都没有再写过儿童故事。
　　不再写故事的任溶溶却并没有闲着，在从事翻译工作之余，他非常愿意去参加孩子们的集会，把国外新奇好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故事讲得多了，任溶溶觉得不过瘾，国外的故事同中国孩子的生活毕竟有些“隔”，于是他开始自己编创故事，这些故事都跟孩子们的生活有关，并且包含了他对孩子们的教导和希望，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文学创作的快乐在这种为孩子讲故事的形式中获得补偿，在这种同小朋友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中，那些构思出来的故事也获得检验和反馈。
　　1956年1月，《少年文艺》的编辑向任溶溶约稿，希望他能为孩子们创作一篇童话。稿催得很急，任溶溶来到南京西路的上海咖啡馆，要来一杯咖啡，然后铺开稿纸，奋笔疾书。随着钢笔刷刷地书写，“没头脑”和“不高兴”，两个孩子的形象逐渐在稿纸上鲜活起来，这个讲了很多遍的故事，对于任溶溶来说早已成竹在胸，他埋头书写，毫无障碍，于是这篇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半小时内一挥而就。
　　这篇童话创作时间之短同它长远的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比。“没头脑”和“不高兴”带给几代人欢笑，也教育几代人成长，正是在这篇童话中，很多孩子在欢笑的同时学会反观自身，改正缺点。它塑造的人物是那么形象，它指出的问题又那么典型，时至今日，这篇童话依然被孩子们喜爱，并获得共鸣。
　　在这之后，任溶溶又创作了《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同样获得成功，与《没头脑和不高兴》堪称姐妹篇。这两篇童话风格较为相似，任溶溶通常会构置起一种喜剧和荒诞，让人物身上的缺点在哈哈镜中显形，“用夸张来刻画童话形象，有鲜明的意蕴和佳妙的喜剧效果”。虽然只是初试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臻成熟，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