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溶溶翻译苏联儿童诗的过程中，他产生过很多创意和构思，他将这些灵感记在小本子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任溶溶对比罗大里的原作和马尔夏克的译作发现，译作并不比原作的艺术水准低，甚至还有超越。从某种程度上，译作简直就是在母语基础上的重新创作。这印证了他的一些猜想，并给他带来创作上的自信。他原本打算在40岁以后开始儿童诗创作，但是中苏关系交恶，使他面临无作品可译的困难，于是将这一时间大大提前。
　　从1962年到1965年，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这些诗歌大都构思巧妙，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这些儿童诗同样延续了他善于在夸张和喜剧中传递教育意义的风格，而有的作品，甚至干脆放弃掉所谓的教育意义，直接将生活中的童趣瞬间呈现出来，“将童趣推向一种极致”。
　　翻检任溶溶这些儿童诗篇，可以发现，这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的诗作，如果没有一颗童心，没有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是断然写不出来的。任溶溶儿童诗的灵感大多来自生活，来自对身边孩子们的观察。根据他的经验，“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例如《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就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而在写作的时候，又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使用尽量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们要做什么，这才是全面的儿童文学”。
　　儿童诗是任溶溶最钟爱的文体，也为之投入最大，直到现在任溶溶仍然在进行儿童诗创作，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去年出版的《我成了个隐身人》，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这让广大喜爱他的读者依然对老先生的精彩诗作充满期待。
　　任溶溶一生与孩子们打交道，为他们写故事，永远怀揣一颗“长不大”的童心，在作品后面永远藏着一张孩童般的笑脸。而与此同时，他又用一生的努力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构建起一个让人仰望的高度，高山仰止。他在我们心中真正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任溶溶常说，能从事儿童文学，实在是他的幸运。但我想，中国的儿童文学能有任溶溶，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