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乐观和豁达的心态，其实正是儿童文学之于任溶溶的馈赠。我猜想当现实的遭遇来临时，任溶溶就会躲到自己的童话中去。儿童文学成为他的快乐源泉，也成为他躲避世间纷扰的避难所。任溶溶说：“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这种“童化”将世俗功利化的人生，变成一种审美化的人生，从艰难困苦中寻出美来，寻出趣味来，永远乐观，永远积极。任溶溶沉浸在儿童文学的世界中，摸索出自己的“快乐法则”，使他在波诡云谲的际遇变化中，总是能窥见人生的真和善，能领略这天地的大美。在任溶溶那里，世界被简化为一篇童话，当你简单了，这世界也随之简单。
　　任溶溶曾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当我向老人询问这句话的含义时，他并没有多解释，只是说，“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机缘，这是不是像一个童话呢？”

　　儿童文学的“盗火者”

　　鲁迅曾将好的翻译家比喻为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任溶溶正是这样一位盗火者。他一生孜孜不倦，翻译了大量的国外优秀儿童文学，将国外儿童文学中闪亮耀眼的火种，带给中国的小朋友和儿童文学工作者，惠泽深广。评论家刘绪源说，任溶溶和他所翻译的那些国外作家一起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在众多的翻译作品中，任溶溶将《黏土做的土豆片》列为自己的翻译处女作。这是一篇土耳其的儿童小说，任溶溶将它从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国际文学》转译过来，发表在《新文学》杂志上，署名“易蓝”。之后被同学拉去翻译儿童文学，正式开启了他的翻译之路。在书店迪士尼的图书前，他像进入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童话世界，被深深地吸引，那些生动的图片和精彩的故事，让天性幽默，充满童趣的任溶溶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也产生了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迫切。
　　在翻译了很多欧美儿童文学之后，从1949年到1962年，任溶溶迎来自己长达10多年的第一个译作高产期。时代出版社的约稿，为任溶溶打开另一扇窗户，得以窥见苏联文学的魅力。于是他从欧美儿童文学转而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这一时期他勤奋翻译，成绩惊人。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共426种，而任溶溶一个人的翻译就多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8%。从1949年到1962年任溶溶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共68本。在这些译作中很多作品都成为传唱不衰的文学经典，他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讲述了古丽雅英雄光辉的一生，她那自强不息，奋斗拼搏的精神在中国的青年中间引起强烈的共鸣，受到热烈欢迎，一时成为畅销书，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对于儿童诗任溶溶一直情有独钟，在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的儿童诗。如马尔夏克的《给小朋友的诗》《小房子》，普希金、米哈尔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集以及阿·巴尔托的《快乐的小诗》等等。这些苏联诗人的儿童诗篇幅短小，节奏欢快，构思新奇，童趣盎然，正好契合任溶溶对于儿童文学的喜好和品味，常常使他翻译起来觉得得心应手。而同时这些儿童诗的翻译也着实给任溶溶出了一道难题，因为诗歌的翻译是最难的，在将原作的内容翻译过来的同时，又要结合汉语的特点，尽量将诗歌的形式美也翻译过来。这就考验着译者的语言功力和文学功力，正是在对这些儿童诗的翻译中，任溶溶逐渐摸索出很多儿童诗的创作规律，也积累了很多技巧和经验，为他日后的儿童诗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之后，任溶溶带着自学的语言以及对儿童文学的渴望迫不及待地投入翻译工作，陆续翻译出《假话国历险记》《洋葱头历险记》等国外经典童话，并且把从小热爱的《木偶奇遇记》从意大利文译成了中文，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的代表作，曾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匹诺曹的形象为全世界小朋友所熟知。在此之前，中国也出版过数十个中译本，但大都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任溶溶翻译的《木偶奇遇记》是国内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的惟一中文译本，流传最广，也成为任溶溶最为满意的译本之一。
　　20世界80年代初，任溶溶开始有意识地将安徒生奖获得者的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经他的介绍，林格伦、凯斯特纳、德琼、杨松、克吕斯、罗大里、格里珀等安徒生奖的得主逐渐被中国的读者了解和熟知。尤其是对林格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给正处于转型期的儿童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