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每星期三骑车到他家中上课，虽然最初有点拘谨，但是王先生和张可老师的亲近和平易， 像长辈一样地关心着我，渐渐地去他家就没有限制了。想到什么事情了就会去那里，有饭吃饭，不打招呼。最近我查当年的日记，有时为了打一个长途电话都会到他家去。碰到先生外出的时候，我会在那里边与师母聊天，边帮助做些琐事等待。王先生对自己学生关心的范 围已经不光是学业，还有我们的人品、人格和与家庭相处的方式，当然，更关心着我们每个人的前途。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到王爷爷那里，得到他的疼爱。王先生病逝于2008年5月9日，我那年1月去病房向先生道别回美，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另外一句话则是“向建华和孩子问好……”。这是我听到的先生最后说的两句话。每思及此，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友情的率真，对学生的期望， 在在洋溢于眼前。

    王元化一生的学术成果涉及文艺理论、古代文论、 哲学、思想史、文化史及国家政治学说，博大而精深。现在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他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进行总结， 时机似乎还不成熟——而且我本人也未必胜任。但我觉得他的研究同学院派比较起来，却有一个显著特点， 那就是为时代而作，为中国的命运而作。他自述的三次反思特别是第三次反思的成果，学界研究颇多，不少论文论述相当深刻，有的论著在王元化生前就得到他的认可，也使我从中得到教益。

    个人觉得纵观王元化反思成果，最有贡献和最有价值的是他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反思，也就是论者所谓的中国理论界所缺少的“国家学说的研究”。1992年王元化从一篇博士论文得到启发，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有关卢梭的公意和私意的论述(即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私自的利益”从而必须要用公意的名义来抽空众意的聚合空间， 当然遑论私意了〉，以及在建立国家政权中，有关人民转 让全部权力给权威，将从君主个人转化为“社会公意”， 警醒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其中内涵甚深。他认为此说导致“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理斯玛式的人物。”而这种公意“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他立即写信将看法与老友李锐分享，直率地分析受卢梭“公意说”影响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但这个联想并没有到这里为止，王元化不断翻查五四人物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并思考重新做国家学说的基础研究。张奚若及其论述进入他的视野：1930年代，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看出了跟国中流行观点不一样的看法，认为卢梭的民主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而五四时代对于民主问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缺乏更深的探讨，所谓的启蒙没有真正地进行到完整、深刻的地步， 五四启蒙者对于卢梭在民主之下所施行的专制理论理解不深，这种半截子的启蒙影响后来中国甚巨。此时王元化从反思五四进入了国家学说的探讨，时为1997年， 王元化把对张奚若的介绍写进他《清园近思录》的后记中，发表后转给著名理论家吴江。吴江读后提出不同看法，促使王元化先生重新拿来卢梭《社会契约论》认真细读，反复圈点，做笔记，翻查各种版本，甚至请教外语专家解读法语原著。最后将这部非常“难读的书”的真意吃透，并从中发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与友人谈社约论书》，连同此前的 《与友人谈公意书》、《张奚若谈卢梭》三文合为“卢梭《社约论》笔谈三篇”构成了王元化研究卢梭《社会契约论》 的完整论文，也激起国中学界讨论研究卢梭国家学说的小小高潮。

    他这三篇文字的写作时间跨度长达七年，将卢梭的公意、民主及与绝对权威的关系等等，在思辨层面上逐渐抽丝剥茧，还其真正面目。……

    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思想者，在晚年放开境界，开始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令他对于现代化产生的物质无限丰富、人的消费主义欲念无穷膨胀而感到担忧。他的晚年是孤独的，先生跟很多人说过，而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则是悲观的。一向崇尚19世纪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当看到当今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影响下的社会，亲情和友情在物欲下的淡漠，职业道德和人文底线渐趋消退，悲观笼罩着他的整个心灵。他的这种悲观心情，在跟林毓生先生的通信中表露无遗，当看到林毓生翻译的史华慈的临终遗言《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一文，在王元化心中更产生了巨大共鸣，东西两位哲人在迎接物质无限丰富的21世纪的到来，居然用的都是悲观的心情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