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的回忆录《1966-1970：暗淡岁月》，曾想用名“土中蛹”，意谓“埋藏在泥土里暗无天日，却吸收了土中营养而慢慢形成的虫蛹”，以影射自我生命的蜕变。这是一个有趣兼有意味的比喻，易引起多元的联想，如有人打趣说是不是可以当作宅男的极好称谓，自然这是以今视昔，过于单纯，未考虑时代的因素。而陈思和的“暗淡岁月”纷纷扰扰，一个少年的成长遭逢枝节歧出，土中之蛹时有迷茫，难辨方向，但终究于暗地静默汲取养分，貌似蛰伏，却有隐性的活力，等待着其后的“结茧、蜕变和羽化”。

    少年时期的隐忧心理与精神的成长，是陈思和在回溯往事时有意梳理出来的。在那个时代，一个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于陈思和来说，这是内心的隐秘，因为父亲远在甘肃兰州支援建设，其隔离审查未为上海方面得知。陈思和说，“如果别的人知道我父亲还在隔离审查中，我就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另类人。现在虽然没有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但内心恐惧依然存在。”这，就是隐忧了，此种内心折磨显然影响了陈思和的精神成长，“我与时代的主流不自觉地保持了精神上的疏离”。而“文革”岁月，从外在的“蓝蚂蚁”装扮，到精神上的强力统一，都表明了笼罩全体的集体意志，在这种情状下，不求同即为异类，于所有人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人性本身有根深蒂固的从众心理，在特殊年月里尤变本加厉，而少年陈思和因隐忧的存在，在集体意志与疏离之间徘徊、煎熬，不能自已，也正是于此过程中，个人有着艰难的成长。他自言，第一次阅读巴金的小说《憩园》，对落落寡欢的杨梦痴产生出“难以言状的同情”，显然与其时的心境息息相关，同样的落寞，同样的与社会主流的不适，让少年时的他心有戚戚。及至后来，陈思和走上学术研究道路，起首即做巴金研究，写出《人格的发展——— 巴金传》等著作，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否草蛇灰线的微妙脉络？这是对学者之学术生涯追根溯源中值得探讨的。

    “文革”中乱象频仍，批判不断，炮火猛烈，但这些批判收到的效果有时却微妙得紧。如1968年，高层欲收拾过于混乱的局面，开始有组织地发文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将诸多混乱因素打包归入“无政府主义”，且上纲上线，将之描画得漆黑一团。少年陈思和所在的中学，自然也要接受教育，大张旗鼓，灌输进学生们的头脑。他还回忆当时上海有批斗巴金的大会，有人将巴金青年时期写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展示出来，以示其一贯反动。这一切反而激起了陈思和的好奇心，迎来这般抨击的洪水猛兽到底是什么真面目？这也成为他之后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有着如此的种瓜得豆的效果，恐是当年那些批判者意想不到的。对少年陈思和影响深远的另有一部书———《水浒传》，也是在“文革”时期被作为反面教材大肆批判的，不过在外祖父的文本细读“辅导”下，小说与现实的叠加冲突总是令他疑惑不已。如外祖父说，“晁盖是个盖啊，宋江是口缸，盖子揭掉了，缸才能出头啊”；而在梁山泊排座次时，大刀关胜的功劳远不及林冲，却排在林冲之前，“宋江这一手，与当年白衣秀士王伦要引进杨志牵制林冲的用意是一样的”。民间的解构能力不能小觑。少年陈思和在如此的影响下，外在的时光虽暗淡，不过土中蛹可获致的营养却不至于太贫瘠了。

    陈思和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上学和工作几乎都没离开过这个城市，对其文化之流变脉络一直关注有加，而暗淡岁月中海派文化的嬗变自然有其亲身体会与深入研讨。上海自近代就有白相人文化的传统，也即流氓文化，如黄金荣、杜月笙之流，所谓“大阿哥一句闲话，就搞定上海”，这是殖民地文化的特色，是一种“上下合流的文化主导”。这一海派文化根深蒂固，并不因时代的改变而消失殆尽；“文革”动荡伊始，即有王洪文、陈阿大之流一哄而上，占据要津，成为祸国殃民的“海派英雄”，白相人文化在这个城市的根基深厚，可见一斑。而这几年颇流行的海派清口，津津乐道的“打桩模子”，其由来正是“文革”造反组织“上体司”的打手们，不知有多少喜听清口的上海人知晓这个不光彩的来源？另有如“扎台型”、“有腔调”、“朋友帮帮忙”等，均来自各个时期的流氓切口，如今呢，在沪上的公共语言中似乎煞是流行。或许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也没什么，但放远眼光从长时段看海派文化，总觉得有些不妥，是不是忘记伤疤太快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