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直译是稳妥安全的，而意译或化译，须吃透了原文、捕捉了精髓，再冒上点风险，才能险中求胜，作些灵光乍现的处理。但，奥登的诗作打破了这个规律，那里面，一路埋设了或隐或显的不少阅读陷阱，类似的纠结点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即便是忠心耿耿的直译信徒，碰上了奥登肯定也是一头雾水，要处理好并非易事。而且，每回碰到的几乎都是新问题：众所周知，奥登是著名的诗体实验者，是语句修辞的炼金术士，是诗歌这件乐器的天才调音师，更是藏匿和改变语句结构的伪装大师；他总能娴熟自如地处理多种多样的节奏、韵律和调性、短诗行、长诗行、抑扬格、抑抑扬格、阳性韵及阴性韵、头韵和脚韵……哎呀，倒真是让我这个演奏者头晕呢。

　　奥登自己说过：“读者对一首诗有两个要求。首先，它必须是做工精致的词语造物，并以此为他使用的语言增添光彩”。好吧，做工精致的词语造物。为了演奏出同样精致的汉语造物来，译者如我等必得作出一个尽可能精准的抉择。

　　然而，在种种调适版本中如何测度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不知道。到最后，就只能一遍遍地诵读原文。如果还是无法通透，我就会搁下它，让它冷却下来，稍过些时日，再回头来处理。如果仍然没有最优选择，那就退一步，挑选听着、看着最顺眼的那个。

　　得到奥登赞赏与提携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曾写过一首叫做《烛台》的诗，他说起过这一标准：

　　艺术致力的目的，似乎是

　　精确表现，而非将我们蒙骗，

　　因为它的基本法则毋庸置疑地

　　宣告了细节的独立。

　　至于格律的处理(不管是成熟的体例范型，还是奥登独创的自由律)，那更是在完稿前必须审度衡量的一个紧要环节。因为，即便完成了语词的忠实对应，演奏者还须准确传达出那种独特的音调和节奏来。而要将英文原诗敷演成一首像样的汉语诗歌，若完全照搬原文语言的律条，那简直就无从翻译了(因这两种语言的构造肌理完全不一样)。在此，只能做权宜处理：不去机械地硬凑英诗的重读音节，而是如前辈译匠所提示的那样，将其引申为汉语诗律中的“顿”(或停延)。同时，努力捕捉原诗的语调音色，尽可能去“复制”奥登的原声，争取做到“可诵而不失意味”。

　　周克希先生还说过：“感觉是一种才能……由此看来，要让感觉这种才能得以发挥，非得先把自己浸润到译事中去才行。”为了无限抵近所谓的“理想译文”(忠实的、流畅的与精妙的)，就只能把自己更长久地“浸润下去”。直到某个瞬间，译者或会产生某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他似乎能够部分地代入到原作者的内心世界中去，或是如招魂般，可以将他从遥远的他乡异地或地狱天堂召唤到身边。无论何种情形，这都是缪斯的再次附身。这样的神秘关联，如此充满灵性的对话，大约就是从事译事可能获得的最大的精神享受吧。

　　是的，路途中常会觉得憋屈紧张，如在一条漫长夹道中行路一样。但，这样不是最能锤炼译者的心智和语言能力吗？自我并不会丧失，你可以理解成一种反向的刺激。我也正是为了这点，才去碰触奥登的。翻译他，一是为了填补汉译奥登巨大而耀眼的空白，二是为着学习他的诗艺，以激发自己的创作潜能；但决不是视之为私人领地而向人炫耀……这才是译介的真正收获。

　　忠实于原文当然是第一位的，而要无限地贴近原文，须得克服虚妄的骄傲，主动避开那种自我创作式的隐秘改写(最近李笠和马悦然的争论正在于此)。译者需要一颗忠实传达的平常心，或可归结为个人脾性的问题，然而，这何尝不可称之诗人的必备特质呢。虽然我知道，现实状况未必如此：我们每个人私底下都很戒备，时刻准备怒发冲冠，抖起身后那屏漂亮的羽翼来……

　　当然，每个译者自会留下他的痕迹，但信达雅三原则中的“信”终究还是基础；“达”是要到达可诵的程度(不然，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了)；而“雅”，却要凭借了母语的加持才能得以实现。

　　翻译是对等的呼应，更是两种语言的相互照亮(对诗歌而言，似乎比小说或其他体裁尤为明显)；因此，译者对母语的驾驭能力就非常重要：那是他的后备仓库，也是支持并鼓舞他的不竭后援。他最好自己也是个诗人，由此，译者的母语创作能力便会成为左右译文质量的外在限度。

　　我们的母语(包括了它所内含的一切语言性创作)，如同这个将醒未醒的国度一样，还处在转型与成长中，因此，必会出现种种的不适症状；然而，语言若要向内层拓展深度与广度，对优质文学的译介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当代诗歌(文学)的创作，也出现了太多的单向接受译介作品的趋向。母语问题，实牵涉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动态因素，譬如如何处理本国诗歌传统，如何调适内中的紧张与冲突，语言的主体性、趣向的选择等等。我厌恶单纯地效从翻译文学，希望以母语为基点，来平等地对视翻译文学。无论翻译与创作，都须进入到语言的内层作深入的思考，这个自省意识绕不开，如同每个人脚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