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也不例外，小说里有滑铁卢战役，还有1832年的巴黎暴动——我们称之为革命的东西。在每一卷的开始，历史都像是巨幅画卷一般慢慢展开，然后才有这卷的主线人物出场，才有和人物真正息息相关的情节。尤其有趣的是，倘若将《悲惨世界》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单独抽离出来，几乎可以集结成一部历史著作，而且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叙述他的故事，他还时不时地充当历史的批评家。

　　谁能怀疑马吕斯在对待共和的态度上就是雨果本人呢？他评论道，“共和国的伟大在于使交还给民众的民权获得最高的地位，帝国的伟大在于使强加给欧洲的法兰西思想获得最高的地位，他看见从革命中出现了人民的伟大面貌，从帝国中出现了法兰西的伟大面貌”。——熟悉雨果的人都知道，雨果或许正是在《悲惨世界》的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是一个共和党人，因为，他抵御不了“人民”这个词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崇高”或者“伟大”这一类浪漫主义者憧憬的字眼。

　　历史会终结一些事情，包括帝国的伟大。但是，历史在自身终结之前，永远终结不了的却是“人”。于是，小说家就将重心放在了“人”上，这也是小说家区别于史学家的地方。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样，雨果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也都让人难以忘记：《巴黎圣母院》里的埃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甚至是追捕了冉阿让一生的警探沙威。

　　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记录历史，雨果笔下的人物记录理想。雨果关于人的理想，关于“人性”的理想很单纯，那就是与“恶”相对的“善”。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冉阿让摒弃恶，坚持善成了这部鸿篇巨制的主线。

　　当然，雨果所要呈现的不是“善”与“恶”的简单对立。因为倘若说《悲惨世界》将在天父感召之下的“善”作为小说的开始和结局，小说更感兴趣的却是对“恶”的存在的追问：“芳汀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向谁收买？向贫苦收买。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的买卖。一个人的灵魂交换一块面包。贫苦卖出，社会买进。”

　　甚至早在“作者序”中，雨果已经非常明确地将矛头直指“社会的罪恶”——而且“社会的罪恶”经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这是《悲惨世界》在十九世纪的伟大发现——：“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爱：在天真中重温关于人性的梦想

　　唯一拯救这一切的是爱吧。米里哀主教所代表的神圣之爱，冉阿让对珂赛特无条件的父爱（宗教之爱在人间的具体化表现？），或是珂赛特与马吕斯之间的纯洁爱情；再或是流放的作者对于动荡中的祖国的乡愁式的爱情。在雨果眼里，善的血肉躯体就是爱。这个命题是多么简单，简单到足令我们怀疑自己的复杂。

　　因为，爱的所有形式在二十世纪的小说里似乎都已经被瓦解了。上帝与他的“人民”之间、亲人之间或者男女之间。爱，从语言学家到小说家，他们都说，那只是人臆造出来的一个词，纯粹物质意义上的词语。我们的处境有点像行进到小说第五卷的沙威，关于善与恶的认知在他因了无私之爱被救起的时候被击得粉碎，除了混乱，还是混乱。

　　只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男子依然可能潦倒，女子依然可能沦为娼妓，儿童依然可能羸弱，而天真地为我们提供爱的方案，将沙威的社会准则一举击碎的雨果，却——没有了。沙威在自己对于善恶的标准彻底坍塌的时候，绝望地投入河水。我们呢？唯一的安慰或许是重温一遍雨果关于人性的梦想。最经典的音乐剧版本中，佩姬唱道：曾有一度人们是良善的，那时他们的声调温柔，字语动人……

　　有一个瞬间，我以为她唱的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