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谴责并诅咒你们的战争，但是我不想这样活着，请把我打死吧！”黑塞在1933年一封致友人书信中写道，谈的是自己1914年时的想法，那年他已经很有名望，德国上下都希望他能在此刻出来，为即将出征的军队、为武装起来的国家打打气。8月，黑塞应征加入德军，不过身份是“战争志愿者”，动机则是一种文人式的赌气：朋友们都上战场了，我却坐视不顾……好吧，我也豁出去了，横竖是个死。
    但一年之后，黑塞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反战立场，他的理由与众不同，他认为，文学艺术有固有的界限，既然要做艺术家，就不能去干那些份外事。1915年8月，他在一封致丹麦作家斯文·朗格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在文学上适应战争是不会成功的，我希望德国能……首先以和平的艺术，进而通过使超国界的人道主义成为现实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封信一公开，立刻为他招来了口诛笔伐。
    《朝圣者之歌》收录了黑塞的一些散文随笔，其中最后一篇，是1948年致马克斯·布罗德的一封信。布罗德是卡夫卡的挚友，由于他的坚持，卡夫卡的小说才免遭火焚而与世人见面。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一次中东战争旋即爆发，巴勒斯坦地区一片战火，布罗德希望黑塞能出面做点什么，好引起国际社会介入，以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文物，特别是那里保存的卡夫卡未刊遗稿受损。黑塞接信后，回了一函表示拒绝：这不是文人职责范围内的事，他说，因为“我们的国度注定‘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舞台没有我们参与的余地”，这块地盘“我们不能用，也不允许用……只有让给他们”，让给那些政治人物。
    布罗德的要求合情合理，黑塞的反应大可争议：他的反战立场，经过了两次大战之后，现在似乎固化为一种消极遁世的姿态了。在这封信的末尾，黑塞表明他很知道自己将要承受的名誉风险：“不深入探究的人一定会怀疑我是个爱梦想的艺术家，怀疑我认为艺术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认为接触到险恶的现实会破坏情调或弄脏自己的手，因而整日躲在审美的象牙塔里。我知道，在您面前，我无需就这一点为自己辩护。”一年之后，他在一篇散文中又一次写到：“每一天都在向我提出要求，要我去适应这个世界，就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
    人们管黑塞叫“最后一个浪漫骑士”，但是他的漫长人生覆盖了两场很不浪漫的世界大战，在一战中，他的消极表现激怒了德国人，到二战时，他的书又被纳粹大批烧毁、查禁，他那些玄味十足的小说、随笔，那些清新亮丽、阳光普照的风景散文，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眼里无异于麻痹人民意志的“靡靡之音”。但是，人们总是希望知识分子多一些现实担当，虽不至于悬壶济世，至少不可漠然于人间疾苦，而黑塞在一战过后没多久就移民去了瑞士，当他的德国同胞在忍受魏玛的煎熬时，他却躺在苏黎世的温泉疗养院里，琢磨下一部境界高远的作品。黑塞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在晚期的小说《玻璃球游戏》中塑造了一位投身于超卓学问的玻璃球游戏大师，此人就如同黑塞本人的另一个自我，替他承受着来自世俗的质问：你凭什么自以为在从事高贵脱俗的事业？凭什么不事农桑、不懂稼穑，而要求那些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来养活你们？
    在《朝圣者之歌》里所收的几篇时政类文章中，黑塞多次发表了自我辩护：“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诗人或文人，今天在一时的怒气之下所说所写的东西，将来会成为他全集中最好的作品。”这几乎是把从左拉到萨特、到加缪、到雷蒙·阿隆以及西蒙娜·德·波伏瓦等等这一支法国“介入文学”传统一杆子打翻了。加缪是个标准的感官主义者和现世主义者，他在二战结束时发表《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指责德国人痴迷于英雄主义，而忘了“幸福才不易得”；相反，黑塞对德国式英雄主义的指责是出于另一个纯然形而上的理由：这种盲目的情绪会玷污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以歌德为代表的德意志精神，它并非独属于一个民族的珍宝；它是世界主义的，是“人类总体特性带给他的喜悦”。
    其实，这个矛盾在黑塞看来，无非是个人追求不同罢了，有人向外扩张，就得有人向内掘进。黑塞的散文中有一股很容易识别的灵修味道，拿些片断出来，跟克里希纳穆提等印度灵修大师的文本比比还似曾相识。灵修并不深奥，不需耗费大量的理性去推敲理解，甚至也不神秘，它诉诸的是个人的禅定，让自我彻底地朝向内在。黑塞散文中经常出现“内观”一词，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艺术家就该是从事这一行的，而这个选择的高尚性、超越性价值都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特立独行者、我们沙漠的布道者，我们并不站在一旁淡然视之，我们也不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不过我们认为，只有人的灵魂中发生的事才称得上‘伟大’。”（《世界历史》）